梁宝瑛坐在祖厅的酸枝椅上，手里捏着一封刚从县城送来的信。
信是县学的教谕写的，无非是些勉励的话，说启超此去京师，若能高中，便是新会全县的体面。
他把信折好，抬眼看向站在天井边的长子。
启超十九岁了，是个大人了，可梁宝瑛看得出，儿子的心不在这儿——不在祖厅，不在茶坑，甚至不在广州。
“明日几时启程？”梁宝瑛问。
“回父亲，县里的船说卯时到江门，接了人便走。”
梁宝瑛点点头，沉默半晌，指了指身旁的椅子：“坐。”
启超依言坐下，目光扫过祖厅四壁。这屋子他从小看到大，每一块砖、每一道梁都熟得很。正中供着列祖列宗的神位，香炉里还有昨夜母亲留下的香灰。
一切都是旧的，像这茶坑村的山水一样，多少年不变。
“你此番北上，”梁宝瑛开口，“经广州，过南雄，越大庾岭，入江西，再沿赣江而下，过九江，转长江，北上运河，进京。少说也得两个月。”
“儿子晓得。”
“路上仔细身子。北边冷，不比家里。”
梁宝瑛顿了顿，“到了京城，不可多言，不可多事。你那些——那些什么西洋书，什么《万国公法》，尤其是那几分私藏的报纸，收一收。会试考的是四书五经，是朱注，不是洋人的东西，不是….谋逆的东西。”
启超垂下眼，没吭声。
梁宝瑛知道儿子不服。
这孩子自小聪明，过目成诵，十二岁中秀才，十七岁中举人，在整个广东都是有名的神童。可越聪明，越容易走偏。
这几年他看那些洋人的书，结交那些谈时务的人，梁宝瑛不是不知道，只是一直没说破。明日就要北上，这话，他必须说。
“你知道咱们梁家，是怎么来的吗？”梁宝瑛忽然问。
启超抬起头，有些意外父亲突然又说这些老话。
“咱们这一支，是福奂公之后。福奂公，是梁氏第十三世。”
梁宝瑛的声音缓下来，讲一个讲了很多遍的故事，“福奂公当年，不过是个教书先生，带着一家老小，从新会县城搬到这茶坑村来。那时候，这儿还是荒山野岭，虎豹出没。福奂公带着儿子们，开荒、种地、建屋、办学。几代人下来，才有了今天。”
“咱们这一支，从来不是大户，不是显族。”
梁宝瑛看着他，“你曾祖辈，高祖辈，都是读书人，可都没能中举。到你祖父这一辈，才算在乡里有了些名声。你祖父寅阶公，一辈子教书育人，临老也不过是个岁贡生。我这一辈子，连个举人都没中，只能守着这几亩薄田，在乡里办办团练，管管族里的事。”
他停了停，目光落在儿子脸上：“咱们这样的家族，最怕什么？”
启超没答。
“最怕的，不是穷，不是苦，是断了路。”
梁宝瑛一字一句，“读书的根断了，往上走的梯子断了，在这乡里的立足之地，也就断了。你祖父、我，拼了一辈子，图什么？图的就是让你能站得稳，走得远。”
“父亲，”
启超终于开口，“儿子知道您的心意。可儿子在想——走得远，就一定要走科举这条路吗？”
梁宝瑛眉头微微一皱：“你什么意思？”
启超沉默了一会儿，像是在斟酌措辞。
然后他抬起头，眼睛里那点亮光跳了跳：“为何不走陈兆荣那种强国之路？”
祖厅里的空气，忽然凝住了。
梁宝瑛的脸色，瞬间变了。那张常年晒得黝黑的脸，先是白了一白，随即涨得通红。他猛地站起来，椅子在青砖地上刮出刺耳的一声响。
“放肆！”
这一声吼，震得屋梁上的灰尘都往下落。
后院传来母亲的脚步声，又停住了，不敢进来。
梁宝瑛指着儿子的手在抖：“你——你——那个乱党，那个叛逆，你提他做什么？你要学他？你想学他？”
启超也站了起来，但没退，也没躲。
他看着父亲的眼睛，“儿子没想学他。儿子只是想知道——一个渔民的儿子，能做成那样的事，咱们读书人，反倒不如他？”
“他做成什么事？”梁宝瑛的声音几乎破了音，“他那是造反！是谋逆！他打败了法军不假，可他占安南、占台湾，他眼里还有朝廷吗？他眼里还有皇上吗？”
“朝廷打不过法军。”启超忽然说。
这一句，像一瓢冷水浇在火上。
梁宝瑛愣住了，张了张嘴，竟说不出话来。
启超的声音还是那样低，却字字清晰：“父亲，儿子看过那些洋人的书，也看过邸报，还有他们印的公报。
这么多年多，朝廷拿洋人一点办法都没有，不是委曲求和就是卖国。可陈九——他一个渔民出身的人，他打退了法军，他占了马尾，他让洋人怕他。”
他顿了顿，看着父亲的眼睛：“父亲，儿子有时候想，朝廷怕他，是不是就因为，他能做成朝廷做不成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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