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最边缘的老居民区，藏着一片快要被遗忘的矮楼。这里没有高档公寓的光鲜，没有商业街的喧闹，只有斑驳的墙面、交错的电线，和一到傍晚就陆续亮起的、昏黄的楼道灯。
住在这片楼最深处的，是一个姓温的老人，大家都叫他温伯。温伯今年六十七岁，无儿无女，老伴走得早，一个人守着一间不到四十平米的小房子。他没有什么特别的本事，唯独会修灯。
楼道灯、庭院灯、阳台灯、老式台灯，只要是坏了的灯，到他手里，多半都能重新亮起来。
这片老楼建成快四十年，线路老化，灯泡常坏，物业换了一批又一批，没人愿意天天守着这些琐碎又不赚钱的活。于是，温伯就成了这片楼里默认的“修灯人”。
他不收钱。
谁家电灯不亮了，敲敲温伯的门，喊一声：“温伯，灯灭了。”
他就提着一个掉了漆的绿色工具箱，慢悠悠地走过去，蹲在楼道里，拆灯罩、查线路、换灯泡，动作熟练又安静。
修好之后，人家要给他钱，他总是摆摆手，露出一口被烟渍染得微黄的牙：“不用，举手之劳，亮了就好。”
有人过意不去，就送他一把青菜、几个橘子、一捆手工面。温伯也不推辞，笑着收下，转头就把东西分给楼里的独居老人和放学没人管的小孩。
他的日子过得极简单。
早上六点起床，烧一壶开水，泡一杯最便宜的茉莉花茶；
白天在楼下的长椅上坐着，看来往的人，看天上的云；
傍晚开始，一栋楼一栋楼地走，检查那些忽明忽暗的灯。
有人说他傻，有钱不赚；
有人说他闲，没事找事干；
也有人说，温伯心里亮，所以才见不得黑。
温伯自己从不多解释。
他只是觉得，人活一辈子，总得给别人留点光。
尤其是在这种黑漆漆的老楼道里，一盏灯亮着，晚归的人就不害怕，放学的孩子就不慌张，夜里起来上厕所的老人就不会摔跤。
这一年的夏天，格外闷热。
连风都带着黏糊糊的热气，老楼的电路负荷不住，短短三天，接连烧坏了十几盏灯。
一到晚上，好几段楼道彻底陷入黑暗，只剩下窗外透进来的一点点月光，模模糊糊照不清台阶。
晚归的上班族抱怨，
放学的孩子不敢走，
独居的张奶奶夜里不敢出门。
温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他翻出自己攒了很久的退休金，一口气买了三十个新灯泡，还有一卷新电线。那是他准备留着看病吃药的钱，他连眉头都没皱一下，全部拿了出来。
从那天起，温伯每天傍晚都忙到深夜。
他搬着旧梯子，在狭窄的楼道里上上下下，汗水把他洗得发白的蓝色布衫浸透，贴在背上。老旧的线路不好修，有时候一个接头要反复接三四次才能通电，他就蹲在地上，一点点耐心捋顺。
有路过的居民看他辛苦，递一瓶水：“温伯，歇会儿吧，别累坏了。”
温伯抬起头，脸上全是汗，却笑得安稳：“没事，修好了，大家走路方便。”
他修的不是灯，是别人夜里的踏实。
这天晚上，温伯修到九楼的时候，旧梯子忽然一晃，他脚下踩空，整个人从台阶上滑了下去。
还好楼层不高，他只是崴了脚，胳膊擦破了一大块皮，渗出血珠。
可他第一反应不是疼，而是伸手去扶翻倒的工具箱，嘴里念叨着：“灯泡没碎吧……”
路过的小伙子赶紧把他扶起来，要送他去医院。
温伯摇摇头，忍着疼，一瘸一拐地把最后一盏灯拧上。
开关一按，暖黄的灯光瞬间铺满整个楼道，像给黑暗披上了一层温柔的毯子。
“亮了。”温伯轻声说。
那天晚上，温伯回到家，脚已经肿得穿不上鞋。
他自己简单擦了点药，坐在小板凳上，看着窗外沉沉的夜色，第一次觉得有点累。
他不是怕疼，是怕自己哪天动不了了，这些灯，就再也没人修了。
就在他发呆的时候，房门被轻轻敲响了。
开门一看，门口站着四五个半大的孩子，都是这片楼里的小学生，最大的不过十二岁，最小的才七八岁。
他们手里捧着东西，有的拿面包，有的拿牛奶，还有一个小女孩，捧着一个贴着卡通贴纸的小药盒。
“温爷爷，我们听说你摔倒了。”领头的小男孩仰着头，眼睛亮晶晶的，“我们给你送吃的。”
温伯愣在门口，一时不知道说什么。
“温爷爷，你以后不要一个人修灯了，”一个扎羊角辫的小女孩说，“我们可以帮你扶梯子。”
“我们也可以帮你拿工具！”
“我们可以帮你按开关！”
孩子们七嘴八舌，声音清脆，像一群小麻雀，挤在小小的门口，把昏暗的屋子都照亮了几分。
温伯看着一张张稚嫩又真诚的小脸，鼻子忽然一酸。
他这辈子没当过父亲，却在这一刻，觉得心里被填得满满当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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