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宸殿里坐须臾，金殿阶前血溅裾。
八月龙袍如借得，一杯鸩酒送残躯。
权臣剑上功名易，少主心中丘壑虚。
莫道天家多富贵，从来高处是危途。
北魏正平二年（452年）的夏天，平城（今山西大同）的皇宫里弥漫着一股诡异的气氛——就像公司老板突然猝死，高管们关起门来商量谁当接班人，只不过这里的“公司”是北魏王朝，“高管”手里拿的不是业绩报表，是真刀真枪。
前老板是太武帝拓跋焘，这位爷是个狠角色，一辈子打打杀杀，把柔然揍得找不着北，还搞了场轰轰烈烈的灭佛运动，史载“诸有佛图、形像及胡经，尽皆击破焚烧，沙门无少长悉坑之”（《魏书·释老志》）。但狠人也有软肋，晚年疑心病重得像得了妄想症，被宦官宗爱忽悠着杀了太子拓跋晃。等回过神来，老爷子又后悔又愤怒，天天对着宗爱吹胡子瞪眼。
宗爱这哥们儿，相当于办公室里那种靠拍马屁上位的小人，平时耀武扬威，真遇到老板翻脸，腿肚子比谁转得都快。眼看太武帝要收拾自己，他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夜弑帝于永安宫”（《魏书·宗爱传》）。杀了皇帝，宗爱瞬间慌了——这事儿就像偷偷删了老板电脑里的重要文件，瞒是瞒不住的，得赶紧找个背锅侠，哦不，是找个新老板。
按规矩，太子没了，该从太武帝的儿子里挑。当时有个叫拓跋翰的秦王，人狠话不多，颇有乃父之风，大臣们都觉得他合适。但宗爱不这么想：拓跋翰要是上台，凭他那脾气，不得把自己扒层皮？他眼珠一转，盯上了另一个候选人——南安王拓跋余。
拓跋余是太武帝的小儿子，平时没什么存在感，史载“少无才艺，性好酣饮，畋猎不已”（《魏书·南安王余传》），翻译过来就是：这人没啥本事，就爱喝酒打猎，活脱脱一个纨绔子弟。宗爱觉得这小子好拿捏，就像选实习生当部门经理，自己能幕后操控。
于是，宗爱连夜搞了场“闪电政变”：假传皇后诏令，把大臣们骗进宫，然后让自己的人“持兵入，收翰等，斩之禁中”（《资治通鉴·宋纪八》）。搞定了竞争对手，拓跋余就这么稀里糊涂地被推上了皇位，史称“南安王”。登基那天，他估计还没从宿醉中醒透，穿着龙袍站在太极殿上，腿肚子直打颤——这哪是当皇帝，分明是被架上了烧烤架。
拓跋余当上皇帝后，很快发现这活儿不好干——权力这东西，就像共享单车，看着是自己在骑，其实钥匙在别人手里。宗爱仗着拥立之功，“位居元辅，录三省，兼总戎禁，坐召公卿，权恣日甚”（《魏书·宗爱传》），活脱脱把皇宫当成了自己的私人会所，拓跋余成了个盖章工具人。
按说正常人这时候该琢磨夺权了，但拓跋余不。他的生存哲学很简单：你掌权，我享乐，咱俩互不干涉。史书记载他“日夜酣饮，声乐不绝”，还特别喜欢打猎，“一猎旬日，又游畋无度”（《魏书·南安王余传》）。有时候打猎太投入，连国家大事都不管，大臣们急得跳脚，他却像没听见似的。
为了稳住宗爱，拓跋余也是下了血本。刚登基就“以爱为大司马、大将军、太师、都督中外诸军事，领中秘书，封冯翊王”（《资治通鉴·宋纪八》），把军政大权全塞给了宗爱，相当于把整个公司的公章、财务章、合同章全给了一个外人。他还觉得不够，又“发府藏以赐群下，旬月之间，府藏虚竭”（《魏书·南安王余传》），把国库当成了自己的钱包，天天给宗爱和他的小弟们发红包，生怕人家不高兴。
有一次，南边的刘宋王朝打了过来，边境告急的文书堆成了山，拓跋余正带着人在猎场上追兔子，接到报告后大手一挥：“急什么？等朕打完这只再说！”气得大臣们直骂娘。后来还是宗爱觉得边境不稳影响自己捞钱，派人去应付了一下，才算没出大乱子。
这时候的拓跋余，就像个拿着高薪却不干活的空降兵，每天的工作就是签字、喝酒、打猎，偶尔还会因为宗爱太嚣张而偷偷抱怨几句。史载他“内不自安，疑爱将谋变”（《资治通鉴·宋纪八》），但也就仅限于怀疑，没什么实际行动——毕竟，跟宗爱翻脸，他连打猎的地方都找不到了。
拓跋余大概忘了，宗爱能杀太武帝，就能杀他这个临时工。随着时间推移，宗爱觉得这个傀儡越来越碍眼：拓跋余虽然窝囊，但毕竟是皇帝，有时候喝多了也会说几句“你别太过分”的醉话，而且大臣们对宗爱的不满也越来越多，总有人暗示拓跋余该“亲政”了。
宗爱这人，属于典型的“做贼心虚”型人格，他觉得拓跋余早晚要跟自己翻脸，不如先下手为强。北魏永平元年（452年）十月，机会来了。这月月底有个祭祀活动，叫“夕祭”，按规矩皇帝要亲自去太庙。宗爱觉得这是个好机会——太庙人多眼杂，正好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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