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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山蛮乱平定后的荆西，并未立刻恢复往日的宁静，反而进入了一种更加紧张而有序的“深耕”状态。硝烟散去，留下的不仅是废墟和伤痛，更是彻底整顿的契机。
陈砥采纳了马谡的抚蛮细则，并加以强化推行。他在假山地区设立了第一个蛮夷校尉府，由马谡暂领校尉之职，并非单纯军事管制，而是集安抚、教化、贸易、司法于一体。校尉府下，开设官市，以合理的价格收购蛮族的兽皮、药材、山货，并出售他们急需的盐、铁、布匹、粮食。同时，招募懂得蛮语的汉人吏员，宣讲律法，调解纠纷。
更重要的是，陈砥强制要求各部头人，必须选派至少两名子弟，前往夷陵郡学就读，学习汉文、算术乃至基本律法，费用由郡府承担。
“尔等既已归附，便是我大吴子民。子孙后代，岂能不通王化，不识文字？”陈砥对心存疑虑的阿木合等人说道，语气不容置疑，“此举非为禁锢，实乃赐予尔等子孙一条通天之路！学成之后，可回部落为吏，亦可于郡县为官，光耀门楣，岂不远胜于世代困守深山，与野兽争食？”
威逼与利诱双管齐下，加上家眷性命尚操于陈砥之手（营救行动仍在秘密进行），蛮族头人们只得应允。首批数十名年龄不等的蛮族少年，带着好奇、恐惧与一丝微弱的憧憬，被送入了夷陵郡学。这对于封闭的蛮族部落而言，无疑是一次巨大的冲击和变革的开端。
在军事上，陈砥并未因平叛胜利而放松。他依据那幅神秘地图，重新调整了边境哨卡和巡防路线，尤其加强了几处地图上标注的、易于渗透的隐秘小径的监控，并设置了暗哨和陷阱。“荆山营”在苏飞的操练下，更加侧重于山地作战、潜伏侦察与小股部队突袭，俨然成为了一支荆西地区的快速反应精锐。
与此同时，陈砥大力推行《垦荒令》的升级版。他不再仅仅鼓励开垦，而是要求各地在开垦前，必须由郡府派遣的农官勘察地形、土质，对于坡度较大、水土易流失的区域，严禁开垦，违者重罚。对于已垦的此类土地，则要求退耕还林，或改种胡麻、蓼蓝等经济作物及固土能力强的树木。郡府组织人力，在几条主要的溪流上游修筑小型陂塘，既蓄水灌溉，也调节水流，防范山洪。
一系列组合拳下来，荆西之地，这个曾经的叛乱温床，开始显露出一种前所未有的、被强力整合与开发的迹象。虽然过程必然伴随着阵痛与潜在的抵抗，但陈砥以铁腕与怀柔并济的手段，坚定不移地推进着。他深知，唯有将荆西真正消化，变成坚实的根基，才能应对未来更大的风浪。
与荆西热火朝天的“深耕”相比，洛阳城内的权力更迭，则是在一种看似平静、实则暗藏刀光剑影的氛围中完成的。
司马懿复出，总揽五州军事，权势熏天。他没有立刻奔赴北疆前线，而是坐镇洛阳，运筹帷幄。首先，他以“作战不力”、“贻误军机”等罪名，雷厉风行地处置了一批曹爽的心腹将领和官员，或罢黜，或下狱，迅速清洗了曹爽在军中和朝堂的势力。空出来的位置，则迅速安插上自己的亲信或中立但能力卓着的官员。
对于北疆战事，司马懿并未急于求成。他命令梁习、王雄收缩防线，依托坚固城塞坚守，避免与胡虏野战。同时，从冀州、青州紧急调拨粮草军械，稳定前线军心。对于肆虐的匈奴、鲜卑骑兵，他采取了更为狠辣和有效的策略——并非大军征剿，而是派出多支由熟悉草原地形的精锐组成的“猎杀队”，携带强弩劲弓，深入草原，专门狙杀胡虏的小股部队、哨探，甚至偷袭其后方部落，焚其草场，屠其牛羊。
这种毒蛇噬咬般的战术，让来去如风的胡骑也感受到了切肤之痛。他们无法捕捉魏军主力决战，自身的生存和掠夺却受到了严重威胁，攻势不得不放缓下来。
在朝堂之上，司马懿表现得极为谦逊和勤勉，事事奏报，对皇帝曹叡保持了表面的绝对恭敬。但他经此一事，威望已达顶峰，朝中大事，几乎皆决于大将军府。曹叡虽心有不甘，但面对内忧外患，也只能倚重司马懿，甚至主动将更多权力下放。
曹爽兵败被囚，其党羽被清洗，宗室力量遭到重挫。司马懿隐忍多年，终于借着北疆这场由他暗中推动的败局，一举掌握了魏国的实权。如今的他，不再是那个需要称病避祸的权臣，而是真正站在帝国权力巅峰的擎天之柱。
然而，站得越高，觊觎的目光也越多。旧的对手（曹爽集团）虽已倒下，但新的潜在威胁（如其他曹氏宗室、或是看清他野心的大臣）也在暗中滋生。司马懿深知，真正的挑战，现在才刚刚开始。
成都，丞相府。
李严借军械流失一事揽权的企图，被诸葛亮以四两拨千斤的手法，通过将调查权转移给蒋琬而巧妙化解。蒋琬办事公允，复核之后，确认江州铁匠铺之事乃个别匠人私接活计，与军中器械流失无涉，并未扩大化处理，只是依法惩处了相关人等，此事便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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