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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十五，成都，尚书台。
相较于吴国建业的震怒悲怆、魏国洛阳的审慎权衡，成都的气氛则显得复杂微妙许多。蒋琬、费祎、董允、邓芝等蜀汉重臣再次聚首，案头摆放着来自各方的最新情报：吴国白沙河惨败、黄忠下落不明；魏军毋丘俭部大胜后暂未南侵，似有回撤迹象；吴国紧急向荆北增兵，并全面转入守势。
室内沉默良久，只有窗外夏蝉聒噪。蒋琬轻轻放下手中简报，指尖在案几上无意识地敲击着。
“黄汉升……竟败得如此之惨。”费祎率先打破沉默，语气中带着难以置信与深深惋惜，“这位老将军，昔日于汉中阵斩夏侯渊，威震华夏。谁能料想，竟在汝南阴沟翻船，五千精锐一朝尽丧。吴国此番，可是伤了元气了。”
董允叹道：“岂止伤了元气。黄忠乃吴国军中元老，声望卓着。其生死不明，对吴国士气打击，恐更甚于五千精兵之失。陈明远此刻，怕是如坐针毡。”
邓芝作为常年负责与吴国交涉的外交重臣，看得更为深远：“吴国新败，荆北动摇，必全力固守。其对魏国仇恨愈深，求援于我国之心亦必愈切。然则……”他话锋一转，“司马懿用兵，向来谋定后动。此番大胜后未乘势南下，恐是顾忌淮北魏延及国内不稳，亦或……在防备我大汉。”
蒋琬微微颔首，目光扫过众人：“诸公以为，眼下局势，我大汉当如何应对？是继续依前策，静观其变，略作策应？还是……有所作为？”
费祎沉吟道：“吴国新败，与魏国仇恨更深，联盟之根基未变。若此时我大汉完全置身事外，恐寒吴国之心，亦有悖武侯‘联吴抗曹’之遗志。然，若大举出兵助战，一则国力不逮，二则恐陷自身于险地。魏国虽胜，实力犹存，郭淮在陇右，王昶在并州，皆非易与之辈。”
董允倾向于谨慎：“连年征战，民力疲惫。去岁陇右之役虽有小获，然损耗亦巨。今岁蜀中夏粮收成尚可，正宜与民休息，积蓄国力。吴魏相争，两虎相斗，我大汉何不坐山观虎斗，待其两败俱伤，再做计较？”
邓芝却道：“坐观其变固然稳妥，然战机稍纵即逝。司马懿主力被牵制于东南，洛阳空虚。郭淮在陇右，虽与我军对峙，然其兵力亦非无限。若此时我大汉在陇右或汉中方向施加压力，不必大举出兵，只需令姜伯约加强攻势，或可迫使司马懿分兵西顾，减轻吴国压力，亦可能……为我大汉谋取些许实利。”
“实利？”蒋琬看向邓芝。
邓芝走到悬挂的地图前，手指点在陇右与关中交界处：“比如，祁山堡、上邽等地，乃陇右要冲，魏军防御相对薄弱。若姜维能趁魏军注意力东移之机，伺机夺取一二，则我大汉在陇右的防线可向前推进，更为稳固。即便不能夺城，若能大量杀伤其有生力量，焚其屯田，亦可削弱郭淮，为将来北伐创造条件。此所谓‘趁火打劫’，亦是自保与发展之道。”
费祎皱眉：“此计虽好，然风险亦存。若激怒司马懿，令其不顾一切调集重兵西向，恐陇右有失。且吴国新败，能否顶住魏军下一波攻势尚存疑问。若吴国崩溃，我大汉将独自面对魏国全力，危矣。”
蒋琬听着众人议论，心中权衡。作为蜀汉的执政者，他必须在保守与进取、道义与实利之间找到平衡点。完全作壁上观，可能错失良机，也可能失去吴国这个虽然不那么可靠但至关重要的盟友。过度介入，则可能引火烧身，将本就脆弱的蜀汉拖入更深的战争泥潭。
“诸公所言皆有道理。”蒋琬缓缓开口，“我大汉国策，当以保境安民、徐图中原为要。然，吴魏相争，确是我大汉有所作为之机。完全置身事外，非智者所为；倾国以赴，亦非智者所为。”
他顿了顿，做出决断：“可令伯约（姜维）在陇右，择机加强攻势。但需明确：一、目标以袭扰、破坏、歼灭魏军小股部队、焚毁屯田为主，可尝试攻击防御薄弱之据点，但不可强攻坚城，尤其不可孤军深入，以免中伏。二、规模需控制，以本部兵马为主，不必大规模动员国内兵力，以免过度消耗。三、行动需灵活，若遇魏军强力反击，当及时退守，保存实力。”
“此外，”蒋琬补充道，“可遣密使再赴建业，面见陈明远。一则表达慰问与支持，重申联盟之谊；二则探听吴国真实意图与后续部署，看其是否有联合作战之具体请求；三则……可委婉提及，我大汉在陇右施压，亦需粮草军械支援，尤其江东稻米、弓弩，若吴国能有所资助，则我大汉策应之力可更持久。”
费祎眼睛一亮：“公琰此策甚妥！既给了吴国面子与实质支持，又为我大汉争取了实利，更将风险控制在可接受范围。且以粮草军械为条件，亦可试探吴国诚意与底牌。”
董允、邓芝亦无异议。蜀汉高层达成共识：在保持总体稳健的前提下，有限度地利用吴魏相争之机，在侧翼谋取利益，并加强与吴国的捆绑，但绝不轻易将国运作赌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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