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几天，我强迫自己专注于工作。新能源项目进入紧张的尽职调查和协议谈判阶段，每天忙得脚不沾地。身体的疲惫，某种程度上缓解了心里的纷乱。
林薇动作很快，三天后就把两份协议的初稿发到了我的加密邮箱。
一份《赡养费支付协议》，条款清晰，列明了我每月支付赡养费的计算基准（参照上海市平均收入和父母实际需求）、支付方式、支付截止条件（如父母一方去世）等，并加入了特别条款：此协议生效后，父母不得以任何其他理由向我索取财物或要求经济资助，否则我有权中止支付赡养费直至对方纠正行为。
另一份《造血干细胞（骨髓）捐赠补偿协议》，则更像一份严谨的商业合同。里面详细列明了我作为捐赠者可能承担的健康风险、时间成本（误工）、精神压力，并参考了数起国内外非亲属捐赠补偿案例，以及我的年薪、职位所对应的时间价值，最终拟定了一个“自愿补偿金”数额。
那个数字，让我的心跳都漏了一拍。
林薇在邮件里说：“念念，这个数额我咨询了搞医事法的同行，在极端案例区间内，但绝对有据可依。关键是，我们要把这次捐赠，从‘家庭义务’的范畴，拉到‘个人重大牺牲与补偿’的范畴。签了它，未来他们再想用‘你救过你弟弟’来绑架你，法律上就站不住脚了。当然，他们可能会暴怒，可能会闹。你要有心理准备。”
我回复：“我准备好了。”
第四天下午，仁济医院陈主任亲自打来电话。
“沈小姐，配型结果出来了。”陈主任的声音透过电波传来，“你和沈峰的HLA配型，十个点位，全相合。”
全相合。
医学上最理想的供者。
沈峰生存的希望，大大增加。
我握着手机，久久没有说话。
“沈小姐？你在听吗？”
“我在。”我听到自己的声音，有些飘忽，“全相合……很好。接下来我需要做什么？”
“如果你确认愿意捐献，我们需要安排你进行全面的健康体检，评估你是否适合捐献。同时，你弟弟这边会进入移植前准备，进行强化化疗，清除病变骨髓，等待移植。”陈主任顿了顿，“沈小姐，这需要你尽快做出决定，并安排时间。”
“我确认捐献。”我说，“体检时间，你们安排，我配合。另外，陈主任，在我进行体检和最终捐赠前，我需要和我的家人签署一些必要的法律文件，确保捐赠过程中的权利义务清晰。这部分，可能需要医院方面提供一些便利，比如一间安静的会议室。”
陈主任似乎有些意外，但还是说：“可以。如果是对捐赠流程的知情同意，医院有标准文件。如果是其他私人协议，只要不违反法律和医院规定，我们可以提供场地。”
“谢谢。时间定好后，麻烦通知我。”
挂掉电话，我站在办公室的落地窗前，看着脚下蝼蚁般的车流和人群。
全相合。
真是天意弄人。
我打开邮箱，给林薇发了消息：“配型全相合。协议最终版准备好，打印出来。另外，帮我查一下，国内骨髓移植手术，供者通常需要住院几天？术后恢复期一般多久？我需要精确的时间成本计算。”
林薇很快回复：“收到。医学问题我找朋友问。协议已最终定稿，随时可以签。你决定什么时候摊牌？”
我看着窗外逐渐亮起的万家灯火。
“就明天吧。”我打字，“在医院。在他们最需要我，也最以为能拿捏我的时候。”
“需要我陪你去吗？”
“不用。”我拒绝了，“这是我自己的战争。但签完之后，可能需要你立刻介入，确保协议的法律效力。”
“明白。随时待命。”
下班后，我没有立刻回家。而是去了公司附近一家安静的西餐厅，点了一份平时舍不得吃的牛排，慢慢吃完。
然后去商场，买了一套非常合身、质感高级的黑色西装套裙，搭配了一双尖头细高跟鞋。又去美容院做了一个简单的护理。
我要以最好的状态，去打这场硬仗。
不是为了取悦谁，而是为了告诉自己：沈念，你已经不同了。你不再是被他们随意搓圆捏扁的那个小女孩。你是年薪百万的投行总监，你有能力掌控自己的人生，包括如何处置你的骨髓，和你的亲情。
晚上，我仔细阅读了林薇发来的最终版协议。《骨髓捐赠补偿协议》的补偿金数额，经过再次校准，定格在一个足够有分量、又不会显得过于离谱的数字上。
我对着镜子，练习明天要说的话，该有的表情。
冷静，理智，不容置疑。
像对待一个最重要的商业对手。
第二天上午，我向张总又请了半天假。他什么也没问，只是点点头：“去吧，处理好。”
我换上昨晚新买的行头，化了精致的淡妆，将两份协议装进一个质感很好的文件夹，打车前往仁济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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