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判决与新生
法院开庭那天，天气异常晴朗。阳光透过高大的玻璃幕墙，洒在法院前宽阔的台阶上，明晃晃的，几乎有些刺眼。
我依旧是一身得体的职业装，淡妆，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林薇和我的代理律师陈律师陪在我身边。陈律师手里提着厚重的公文包，里面装着我们准备好的所有证据材料——那份签了字的《造血干细胞捐赠补偿协议》、我的体检及捐赠过程记录、沈峰治疗费用的支付凭证、调解时的录音文字稿，以及沈峰在调解时情绪失控、语无伦次的影像记录（法院调解室有监控，我们依法申请调取）。证据链完整而坚实。
相比之下，沈峰那边显得单薄许多。只有我爸搀扶着他，沈峰依然穿着宽大的外套，脸色比上次调解时更差，是一种久病的灰败。他没请律师，或许觉得没必要，或许请不起。他看到我，眼神里依旧是浓得化不开的怨恨，但似乎也掺杂了一丝难以掩饰的惶然。我爸则始终低着头，不敢与我对视。
走进庄严肃穆的法庭，按位置坐下。国徽高悬，气氛凝重。
审判长是一位五十岁左右的女法官，面容严肃，眼神锐利。她敲响法槌，宣布开庭。
核对身份，宣读权利义务。然后进入法庭调查阶段。
原告沈峰陈述，依旧是那套说辞：协议是病重被胁迫所签，无效；姐姐沈念趁火打劫，索要高额补偿，属于不当得利；要求判令协议无效，沈念返还所谓“补偿金”（虽然他并未支付），并赔偿其精神损失。
他的声音虚弱，但语气激动，夹杂着咳嗽。说到动情处，眼圈泛红，看向审判长的眼神充满了控诉和委屈，仿佛自己真的是个被至亲无情盘剥的可怜病人。
轮到我方答辩。陈律师起身，语气平稳，逻辑清晰：
“审判长，我方首先需要明确一点，本案核心是一份自愿签署的、关于特定事项（骨髓捐赠）补偿的民事协议。协议签署时，原告沈峰先生虽在病中，但神志清醒，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且有第三方（医院护士）在场见证，不存在任何胁迫、欺诈情形。”
他出示了协议原件，以及医院提供的捐赠过程记录和护士长的情况说明。
“其次，关于补偿金的性质。造血干细胞捐赠，对供者而言，意味着时间成本、健康风险、精神压力及可能的误工损失。基于公平原则和自愿协商，受赠方给予供者合理经济补偿，有伦理依据和现实案例支持，并非不当得利。协议中约定的五十万元金额，是双方综合考虑上述因素及捐赠者（我方当事人）收入水平后协商一致的结果，并未超出合理范畴。”
陈律师出示了几份新闻报道和学术文章，提及非亲属骨髓捐赠中存在“营养费”、“误工补贴”等补偿的普遍现象，并提供了我的收入证明及捐赠前后休假影响的说明。
“再次，原告沈峰先生声称协议无效，却无法提供任何有效证据证明存在胁迫、欺诈等法定无效情形。其仅以‘姐姐救弟弟天经地义’、‘亲情不应谈钱’等伦理观念进行抗辩，这并非法律上的有效理由。法律保护契约自由，也尊重当事人基于自愿对自身权利的处分。”
陈律师的陈述有理有据，声音在安静的法庭里回荡。
沈峰听得脸色越来越白，几次想打断，被审判长眼神制止。
“最后，”陈律师声音略微提高，“我方需要提请法庭注意一个事实：自协议签署、骨髓捐赠完成后，我方当事人沈念女士严格履行了协议中关于分担治疗费用的义务，已累计支付数十万元。而原告沈峰先生，在享受了我方当事人捐赠的救命骨髓和持续的经济支持后，非但拒不履行支付补偿金的协议义务，反而罔顾事实，提起本次诉讼，其行为本身已构成违约，且浪费司法资源，对我方当事人的名誉和精神造成二次伤害。”
陈律师出示了所有医疗费用的转账凭证。
“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毫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我方请求法庭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并判令原告沈峰立即支付协议约定的补偿金五十万元及逾期利息。”
陈律师坐下，法庭一片寂静。
审判长看向沈峰：“原告，你对被告代理律师的答辩，有什么意见或补充证据吗？”
沈峰张了张嘴，脸涨得通红，呼吸急促起来：“她……她是我姐！她救我难道不应该吗？凭什么要钱？五十万！她明明知道家里为了给我治病，已经山穷水尽了！她就是逼我们去死！审判长，您要为我们做主啊！不能让她这种冷血的人得逞！”
他又开始重复那些情绪化的指控，眼泪也流了下来，配合他病弱的身体，确实有几分凄惨可怜。
但我爸这次，却没有像在调解时那样低声啜泣。他只是死死地低着头，肩膀微微耸动，仿佛要将自己缩进地缝里。
审判长皱起眉头，敲了敲法槌：“原告，请注意你的言辞。法庭审理的是法律问题，不是伦理争论。你方主张协议无效，需要提供法律认可的证据。你是否能提供证明‘胁迫’的证据？比如，证人证言、录音录像、医疗证明你当时神志不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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