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点了咖啡和蛋糕，像普通姐妹一样聊天。
她讲她的画，讲加拿大冬天的大雪，讲她在法语班认识的朋友。我讲我的公寓，讲社区中心的英语课，讲超市里哪些东西比较便宜。
谁也没提上海，没提赵东明，没提周文涛，没提那些黑暗的过去。
直到太阳开始西斜，海面被染成橘红色。
陈锐突然说：“我去看过他了。”
我没问是谁，但我知道。
“他怎么样？”
“老了。”陈锐说，“头发全白了，走路需要人扶。但精神还好，说在写回忆录，要把所有事都写下来。他问起你，我说你很好。”
“他还恨吗？”
“不恨了。”陈锐摇头，“他说，恨了三十年，太累了。现在只想平静地等死。”
陈国栋。
我的生父，她的养父。
一个用谎言和威胁构建了我们前半生的男人，现在在医院里等死。
“你原谅他了吗？”我问。
陈锐沉默了很久。
“我不知道。”她说，“但我不恨了。他救过我，也毁过我。很复杂。但林晚，你知道吗？我现在觉得，原谅不是给别人的，是给自己的。不原谅，心里就永远有根刺，碰一下就疼。原谅了，刺拔出来了，伤口才能长好。”
我看着她。
四十二岁的女人，经历了背叛、控制、假死、重生，现在坐在温哥华的阳光里，平静地说出这些话。
她真的比我坚强。
“陈默给我写信了。”我说，“要谅解书。”
“你打算给吗？”
“打印了，但还没寄。”我从包里拿出那个信封，放在桌上。
陈锐看着信封，没碰。
“林晚。”她说，“这件事，没有人能替你做决定。但我想告诉你一件事——我在加拿大的这三个月，每周都去教堂。不是信教，就是去坐着。神父说，宽恕不是忘记，而是选择不再让过去伤害现在和未来。”
她握住我的手。
“你还爱他吗？”
我摇头。
“不爱了。”
“那你恨他吗？”
我想了想，还是摇头。
“也不恨了。”
“那就给吧。”陈锐说，“不是为了他，是为了你自己。把这件事画个句号，然后彻底翻篇。”
我看着窗外的夕阳。
海面上，一艘帆船正缓缓驶过，白帆被染成金色。
像某种隐喻——无论经历过多少风雨，只要帆还在，船就能继续前行。
“好。”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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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我去邮局寄了信。
把谅解书和一张便条一起寄出。便条上只有一句话：“好好改造，重新开始。”
从邮局出来，阳光正好。
我沿着街道慢慢走，路过花店时买了一束向日葵，金黄色的，开得很灿烂。
回到家，我妈正在厨房炖汤，香味飘满整个公寓。
“寄了？”她问。
“嗯。”
“那就好。”她没多问，继续切菜。
我把向日葵插进花瓶，放在餐桌上。
阳光照进来，花瓣上的水珠闪闪发光。
手机响了，是叶蓁蓁。
“林晚，下个月‘她力量’在温哥华有个女性创业者交流会，我过来主持。要不要来当嘉宾？讲讲你的经历，不用提具体的人和事，就讲女性在职场和情感中的成长与抉择。”
我想了想。
“好。”
“那就这么说定了。”叶蓁蓁笑了，“对了，王景明下个月也去温哥华，看他女儿——周文涛那个私生女，在UBC读书。他说想请你吃饭，当面谢谢你。”
“谢我什么？”
“谢你……让这一切结束得比较体面。”叶蓁蓁顿了顿，“林晚，你真的做得很好。换了别人，可能早就崩溃了，或者被仇恨吞噬了。但你走出来了，而且走得这么稳。”
挂了电话，我坐在餐桌前，看着那束向日葵。
我妈端汤出来，看见我发呆，笑了笑。
“想什么呢？”
“想以后。”我说。
“以后想做什么？”
“不知道。”我实话实说，“可能先休息一年，学点东西，想想自己到底想要什么。然后……也许做点帮助女性的事，像叶蓁蓁那样。也许写点东西，把我们的故事写出来，虽然可能没人信。”
我妈在我对面坐下，盛了两碗汤。
“慢慢想，不着急。”她说，“我们有的是时间。”
是啊，有的是时间。
二十八岁，人生刚刚过半。前面是漫长的、未知的、但可以自己选择的路。
窗外，温哥华的天空湛蓝如洗。
有海鸥飞过，留下清脆的鸣叫。
一切都刚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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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月后。
温哥华公共图书馆的会议室里，坐满了人。大多数是女性，年轻的面孔居多，也有几位中年女性。空气里有种熟悉的氛围——那种我在上海的女性创业论坛上感受过的，混合着梦想、焦虑、勇气和不确定性的气息。
我站在讲台上，调整了一下麦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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