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6月18日上午九点，天津火车总站货场。
太阳已经升得老高，白晃晃的光线毫无遮拦地倾泻在货场的水泥地面上，反射出一片刺眼的白。铁轨在日光下闪着银灰色的光，一直延伸到远方，看不见尽头。
货场里堆着各种货物，有麻袋装的粮食，摞得整整齐齐，像一座座小山；有木箱装的机器零件，箱子上印着外文字母，看不清是什么；还有一些用油布遮盖的散货，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只能看见油布下面鼓鼓囊囊的轮廓。
空气里混杂着煤烟、铁锈和牲畜粪便的味道，还有一股说不清的霉味，从那些堆积已久的货物里散发出来，钻进人的鼻子里，让人忍不住想打喷嚏。
天津警察剿匪大队的四辆装甲车和十辆卡车，天还没亮就早早地来到了总站货场。此时正在缓缓开上火车平板车厢。
四辆雷诺装甲车排成一列，车头朝着火车尾部的方向，司机小心翼翼地控制着油门，履带和轮胎压在铁质的渡板上，发出“哐当哐当”的沉闷声响，那声音在空旷的货场里回荡，像是打雷一样。
每一个渡板都搭在平板车厢和站台之间，钢板被压得微微下弯，发出吱吱嘎嘎的声响，像是随时都会断掉，可又稳稳地撑住了。
度彭警司亲自挥着小红旗，大声指挥着方向。他穿着一身蓝色的工作服，是王汉彰临时给他找的，有些宽大，袖口挽了两道，露出毛茸茸的手臂。头上戴着一顶鸭舌帽，帽檐压得很低，遮住了半张脸。他趴在平板车厢边上，探出半个身子，双手比划着，那面小红旗在他手里挥来挥去，像一团跳动的火焰。
“往左打一点！好！停！”他的声音又高又亮，在货场里回荡，压过了所有的噪音。他的法语口音还是很重，可那些司机已经听习惯了，一听就知道是什么意思。
装甲车司机从观察窗里探出头来，满脸是汗，照着指令轻轻修正方向。装甲车宽大的轮胎几乎贴着车厢边缘驶过，围观的人都捏了一把汗。等第一辆装甲车稳稳地停在平板车厢中央，众人才松了口气。
十辆福特卡车随后一一开上去，一共用了七节平板车厢。每节车厢之间用铁链连接好，车轮胎下还塞了三角木，防止运输途中滑动。
平板车厢后面又挂了两节闷罐车厢，黑灰色的铁皮车厢，只有顶部几个小透气窗，里面光线昏暗。
剿匪大队的士兵们正在依次登车，每个人背着自己的步枪，枪口朝下，枪带勒在肩膀上，走得快了，枪托就颠起来，打在腰上，发出“啪啪”的声响。腰里挂着子弹盒，黄铜的扣子在阳光下闪着光，有的还多挎了一把驳壳枪，枪柄上缠着红绸子，垂下来一截，在风里飘着。
他们连拉带爬地上了车，有的踩着踏板，有的扒着车门，有的被人从后面推了一把，车厢里铺着厚厚的稻草，稻草是新的，还带着一股子草香味，踩上去软绵绵的。士兵们在车厢里席地而坐，把枪靠在膝盖上，互相低声交谈着，有人抽烟，有人喝水，有人闭着眼睛养神，有人小声开着玩笑，气氛不算紧张，但也绝不轻松。
王汉彰、李汉卿、安连奎和秤杆四人站在月台上，看着手下的警察用苫布将装甲车和汽车苫得严严实实。苫布是厚帆布的，深绿色，边缘有铜制扣眼，用粗麻绳绑在车厢的铁环上。风一吹，苫布呼啦啦地响，像一面面旗帜。
王汉彰穿着一件黑色的保安队警服，领口敞着，露出一截脖子。他的脸上没什么表情，但眉头微微蹙着，眼睛一直盯着那些正在苫盖的车辆。他的手里拿着那个带着弹孔的银质烟盒，不停地摩挲着，那是他紧张时的习惯动作。
剿匪大队刚刚成立不足十天，虽说从训练上看水平还不错，但如此仓促地拉出去打仗，王汉彰的心里还是没底。那些新兵的枪法虽然出奇地好，可那是在靶场上，没有子弹从对面飞过来，没有炮弹在身边爆炸，没有人在你耳边惨叫。真到了战场上，枪声一响，硝烟一起，还能不能稳住，谁也不知道。
那些装甲车看着威风，可真正开起来、打起来，会不会出故障？度彭警司虽然经验丰富，可他毕竟只是一个人，同时指挥四辆车，会不会手忙脚乱。那几个临时培训的炮手，在训练场上连角度都转不对，上了战场能行吗？
这场仗胜了，固然是皆大欢喜。可一旦败了，那自己这段时间的心血可就算是付之东流了。那些钱，那些枪，那些弟兄们，还有自己在天津卫好不容易攒下的名声，全都会化为乌有。
想到这，王汉彰低声问道，声音压得很低，只有身边的李汉卿能听见：“老李，铁路方面的事儿你都安排好了？中间不会出嘛纰漏吧？”
李汉卿胸有成竹地笑了笑，那笑容很轻松，但王汉彰注意到他的手也在微微发抖。李汉卿穿着一身黑色的警察制服，腰间的武装带扎得很紧，枪套里的左轮手枪露出一点枪柄。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折叠的纸，展开来，上面画着详细的路线图，标注了各站停靠时间和换车头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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