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头拉响了汽笛，那声音又长又响，在货场上空回荡，惊起了停在电线上的几只麻雀。车轮缓缓转动，铁轨发出“哐当哐当”的声响，车厢一节一节地动起来，慢慢驶出了货场。
王汉彰、李汉卿、安连奎和秤杆一行人，率先登上了第一节闷罐车厢。车厢里光线昏沉得很，只有两侧高处的透气窗斜斜漏进几道光柱，浮尘在光柱里肆意翻涌，落在一众年轻警察的脸上、肩头。
他们或是闭目养神，试图在颠簸中攒足精力，或是扒着透气窗看向窗外飞速倒退的景象，眼神里藏着些许紧张与期待，还有几人正低头摆弄着腰间的枪，手指摩挲着冰冷的枪身，反复检查着弹匣，空气里弥漫着铁锈、机油的刺鼻味道，混着众人身上的汗味，在狭小的车厢里交织，说不上难闻，却透着一股肃杀的气息。
王汉彰在车厢角落找了块相对平整的地方，背靠着冰冷粗糙的车厢壁坐了下来。他缓缓闭上眼睛，耳边车轮撞击铁轨的声响愈发清晰，一下一下，沉稳得像人的心跳，敲打着耳膜，也敲打着他的心。
可他的脑子却一刻也静不下来，那些关于安平县的记忆，关于袁文会的种种行径，还有即将到来的那场硬仗，像走马灯似的在脑海里盘旋。七名弟兄的惨死模样历历在目，那是刻在他心上的疤，这一次，他势必要讨回公道。
火车过了天津西站，又过了杨柳青，一路向西。窗外的景色从城市的楼房变成了郊区的田野，又变成了空旷的荒地。麦子已经割了，地里只剩下短短的麦茬，在阳光下泛着黄白色。偶尔能看见几个农民在地里干活，听见火车的声音，抬起头来看一眼，又低下头去。
中午的时候，火车在一个小站停了下来加水加煤。车上的警察们跳下车，在站台上活动筋骨，有的抽烟，有的上厕所，有的蹲在阴凉处喝水。站台很小，只有一排平房，墙上刷着白灰，站务员是个老头，戴着红袖章，站在站台上看着这些全副武装的警察，眼睛里透着好奇和几分不安。
下午两点，满载着天津警察剿匪大队的火车抵达北平东站货场。北平东站是个大站，火车在北平东站重新编组，火车头加水加煤，车上的警察下车吃饭。
王汉彰提前让人在站外订了饭馆，送了二百多份饭菜过来，白菜炖粉条、馒头、小米粥，管饱。警察们蹲在站台的阴凉处，大口大口地吃着，吃完了还有时间抽根烟。
休整了不到一个小时，火车重新出发。火车驶出北平，进入平汉线。平汉铁路远不如津浦铁路繁忙，以运煤的火车为主，灰色的运煤车厢一节连着一节，缓慢地行驶在铁轨上。偶尔能看见对面开来的客车，车窗里探出几个脑袋，好奇地张望着这边。
三个小时之后，太阳已经开始偏西，光线变得柔和起来，把车厢的影子拉得很长。火车缓缓停靠在安素站。
安素站是个小站，只有两条轨道，站台也很窄，站房是红砖砌的，墙上爬着几根藤蔓。站台上冷冷清清，只有一个站务员站在那儿，手里拿着红绿旗。远处是连绵的水泊和芦苇荡，在夕阳下泛着金色的光。
王汉彰从闷罐车厢里跳下来，脚踩在站台的石板上，发出沉闷的声响。他四下看了看，站台很干净，没有几个人。他深吸一口气，空气里带着水泊特有的湿润和芦苇的清香。
火车停稳之后，车上的剿匪大队警察陆续下车。他们有的揉着坐麻了的腿，有的伸着懒腰，有的小声骂着娘。
随后那四辆装甲车和十辆卡车也依次从火车平板车厢上开下来。司机们熟练地发动引擎，苫布被揭开，露出那些草绿色的钢铁车身。夕阳照在装甲车的炮塔上，反射出橘红色的光。
十四辆车经过检查，状态良好，油水充足。老赵钻在车底检查了一遍底盘，确认没有松动的地方；小刘检查了发动机和电路，一切正常。王汉彰命人埋锅造饭。
警察们在站台外的空地上架起了行军锅，捡来干柴，生火烧水。炊事兵从卡车上搬下粮食和蔬菜，淘米洗菜，忙得满头大汗。不一会儿，炊烟袅袅升起，米饭的香味飘散开来，勾得人直流口水。晚饭吃得简单却热乎，一碗白米饭，配上牛肉炖土豆，众人吃得狼吞虎咽。
吃完晚饭时，天色已经渐渐暗了下来，西边的天空还剩下一抹暗红色的余晖，像一道浅浅的伤口，横亘在天际，又像是谁用朱砂在天边画下的一笔，浓艳又凄切。那抹红色在慢慢褪去，从暗红变成深紫，夜幕，即将降临在这片大地上。
从安素县到安平县，还有整整四十里路，可这四十里路，却没有一条平整的公路，全是坑洼不平的乡间土路。路面被常年往来的马车和牛车压出了一道道深深的车辙，弯弯曲曲地延伸向远方，前几天刚下过一场小雨，有些低洼的地方还积着浑浊的雨水，车轮碾过去，必然会泥水四溅。
虽说剿匪大队的装甲车和福特卡车，越野性能都算不错，可在这样的烂路上，也根本跑不起来，能保持一小时二十里路的速度，就算是万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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