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十几天，王汉彰几乎把全部精力都扑在了这几个难民收容所的运转上。他在海大道附近又租下了两个仓库，一个能住八百人，一个能住六百人。最先租下的那三个仓库中最大的棉纺厂成品库住了一千二百多人，另外两个分别住了九百多和七百多人，加起来五个仓库总共安置了五千多难民。
床板和被褥大部分是青帮忠义会出面采购的，姜般若从津西码头上调来的几船粮食之外又加了几车木料和被褥，周大痴手底下的脚行弟兄帮着搬运分发。少部分物资由英租界工部局提供，丹尼斯处长批了一张物资调拨单，从工部局的储备仓库里拨了一批旧军毯和煤油炉。
还有一部分是天津的商号和富户捐的旧物，利顺德饭店捐了一批换下来的旧床单和被套，估衣街几家绸缎庄凑了一车棉布，连登瀛楼饭庄都每天派人送来剔完了肉的骨头棒子，说是给难民补补身子。
难民每天供应两顿饭，上午九点，下午四点各一顿，稀粥就杂面窝头，粥是大米掺高粱米熬的，虽然米粒不多，但至少不是清水煮棒子面。窝头是玉米面掺豆面做的，个头不大，一个成年人一顿能吃两个。好在这是夏天，青菜还算是便宜，每天还能给难民炒两个青菜。虽说清汤寡水的不算多丰盛，但比起流落街头衣食无着来说，已经算是有了个落脚的地方。
仓库门口支着两口大铁锅，每天上午九点准时开第一顿饭。难民们排着队，拿着洋铁皮碗一个一个地往前挪，碗底磕在锅沿上发出叮叮当当的脆响。队伍排得长长的，从伙房门口一直延伸到仓库大门外面，但秩序还算不错，没有人插队，没有人抢饭，都知道插队和抢饭会被赶出去。
王汉彰这十几天几乎没怎么回泰隆洋行，每天天不亮就从马场道的住处出来，先到最大的那个仓库转一圈，看看灶台上的火有没有按时生起来，粥锅是不是够稠，分饭的人手够不够。然后依次去其他四个仓库，每个仓库待上两三个小时。他每天至少走两万多步，脚底板磨出了水泡，晚上回去用热水泡脚的时候才能坐下来喘口气。
但真正费心力的事情不是走路，是跟人说话。他每天至少跟几十个难民聊天，排队的、打饭的、坐在草席上晒太阳的、帮伙房择菜的、主动过来帮忙维持秩序的。
他不问敏感的问题，就是拉家常：以前在哪干活？家里还有几口人？从哪条路跑进租界的？路上看到日本兵设了几个卡子？聊着聊着，那些人的底细就慢慢浮出来了。谁以前在日本人开的工厂里干过活，知道厂里的作息时间和物资进出规律；谁是拉黄包车的，整天在大街小巷跑，对城里的岗哨位置一清二楚；谁读过几年书、认字，能在登记难民名册的时候做手脚。
他把这些人的名字、住址、特长记在一个小本子上，每天晚上回家后整理一遍。
张先云跟着他跑了几天就看明白了王汉彰的用意。从那以后，每次王汉彰跟人聊天，张先云就站在两三步外，有时候假装整理东西，有时候故意挡开旁边的人，给王汉彰留出说话的空间。
到了第五天，王汉彰已经发展了几十个人。这些人分成了十几个小组，每组三四个，彼此之间不认识，只跟张先云或者老芮手底下的弟兄单线联系。到了第十天，名单已经扩充到了几百人之多。
这些人不需要做别的，只需要把平时看到的听到的，日本兵在哪条街上设了岗、什么时间换防、哪个汉奸这几天在做什么等消息零零碎碎地记下来，托人送到泰隆洋行就行。
王汉彰知道，这些碎片现在看起来不起眼，但积少成多，慢慢就能拼出一张完整的图来。
可这五千多人的救济所，每天诸事繁杂。最关键的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这天下午，王汉彰从海大道南头那个仓库回来，进了最大的那个仓库。这个仓库原来是棉纺厂的成品库，空间最大，住了一千二百多人。仓库里每隔两米就挂一盏煤油灯，到了傍晚所有灯都点上，光线虽然昏黄，但足够照亮每个角落。
难民们按照男女分片居住，中间用苫布隔开，苫布上贴着写有“男区”“女区”的粗纸标签。伙房在仓库最里面靠墙的位置，用砖头垒了两个灶台，灶台上架着两口直径一米多的大铁锅。王汉彰走到伙房跟前，两个大师傅正在往一口锅里倒棒子面，一个人用一根长木棍搅着，粥在锅里咕嘟咕嘟地冒着泡，热气腾腾地往上窜，空气中弥漫着棒子面煮熟的粮食味儿。
王汉彰站在旁边看了一会儿，正准备跟师傅说一声“粥再稠点”，仓库门口那边忽然传来一阵骚动。先是有人喊了一声“怎么了怎么了”，然后是女人的哭声，哭声越来越近，越来越响，像是有人正往这边跑。仓库里排队打饭的人本来安安静静地等着，听到哭声都转过头去张望。
王汉彰转过身来，看到一个二十多岁的女人正跌跌撞撞地穿过仓库里那些排得整整齐齐的竹床板向他跑来。她怀里抱着一个孩子，孩子大概一岁多，在她怀里也跟着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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