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夏的巴蜀大地，草木葳蕤，江水丰沛，本该是忙于农事、享受丰饶的时节。然而，在益州东部，与荆州接壤的巴郡东部边缘，临近三峡的险峻山区，气氛却有些不同寻常。自去年以来，关于曹操欲图西川、刘璋暗弱、东州兵与本土矛盾等各种流言，已让这片土地上的官民心中蒙上了一层不安的阴影。加之边境地区本就山高林密，官府控制力相对薄弱，小股真正的山贼、溃兵也时有出没，更添了几分动荡。
就在这种微妙的氛围中，一场精心策划、却又伪装得天衣无缝的“意外”，悄然上演。这场“意外”的导演，依旧是远在新野的赵云，而执行者，则是他麾下一支经过特殊挑选和训练、精通山地作战、且忠诚度无可挑剔的精锐小部队，领队者正是之前潜入益州侦察的“山猫”。
这支小部队，人数不过三百，但人人皆是悍卒。他们分批从荆州，以各种伪装（逃荒难民、失散商队护卫、投亲的山民）渗透进入巴郡东部山区，在一处预先由孟达势力暗中控制、人迹罕至的山谷中秘密集结。他们的装备，并非制式军械，而是五花八门，甚至有些破旧，看起来与活跃在这一带的悍匪无异。旗帜、号衣一概没有，脸上涂着草汁泥灰，口中操着混杂了荆楚、巴蜀口音的土话。
他们的目标，并非军事重镇或官道枢纽，而是巴郡东部，鱼复（今奉节）以东、巫县以西，几处位于长江支流沿岸、相对富庶但又防御松散的乡里、小型集镇和官方盐井、矿场。这些地方，有一定的财富（盐、粮、铜钱），守备力量却十分薄弱，通常只有数十名县兵或多者百余乡勇驻守，且纪律涣散。
六月初十，夜。“山猫”部发动了首次袭击。目标是巫县以西八十里的一处官营小盐井及附属集镇。袭击毫无征兆，发生在后半夜。三百“山贼”如同鬼魅般从山林中涌出，先是精准地射杀了哨塔上的守军，然后鼓噪而入。他们行动迅猛，战术明确：一部人迅速控制盐井和仓库，驱散、捆绑工匠和守卫；另一部人冲入集镇，并不滥杀，但有意制造巨大混乱，点燃了几处无关紧要的草棚，大声呼喝，劫掠了几家看起来最富庶的商铺和乡绅宅院，抢走粮食、布匹、铜钱，并故意“失手”让一些盐包散落。整个过程不到一个时辰，在驻防县兵闻讯赶来之前，“山贼”们已携带着“战利品”，呼啸着消失在莽莽山林之中，只留下满地狼藉、惊恐未定的百姓和闻讯赶来、面面相觑的县兵。
接下来数日，类似的袭击在巴郡东部边缘地带接连发生。有时是偏僻的驿站被洗劫，驿卒被捆；有时是过路的零星商队遭抢；有时是某个豪强的庄园外墙被打破，仓房被撬。袭击者来去如风，熟悉地形，战斗力明显强于寻常毛贼，但又似乎并无明确的战略目标，只是劫掠财物，制造恐慌。而且，他们似乎刻意避开了与孟达势力有联系的区域，袭击点都选在那些与东州兵将领或刘璋亲信有关，或纯粹是本地土豪控制的地方。
消息像插了翅膀一样飞向郡治江州和成都。巴郡太守惊慌失措，连连向成都告急，言“有巨寇聚众数百，流窜边境，烧杀抢掠，凶悍异常，郡兵屡剿不获，请发兵援剿”。被抢的豪强、盐官、商贾也纷纷上书，哭诉损失，要求朝廷（指刘璋）严惩匪患，保护地方。
成都州牧府内，刘璋本就因曹操的“威胁”而心烦意乱，闻此边郡不宁，更是焦头烂额。东州兵将领们大多不愿去那穷山恶水剿匪，本土将领则或力量不足，或不愿为东州人擦屁股，互相推诿。朝堂之上，议论纷纷，却拿不出个切实办法。
就在这时，“恰好”有一支从荆州返回成都的“糜记”大型商队，路过江陵。商队首领糜忠“听闻”巴郡匪患，义愤填膺（至少表面如此），主动求见巴郡太守，言：“我糜家商行往来荆益，全赖道路太平。今有贼寇为患，不仅害民，亦阻商路。我商队护卫中，颇有勇力敢战之士，愿助官府一臂之力，剿灭此獠，以靖地方，亦保我商路畅通！”
巴郡太守正愁无兵可用，见糜家愿意出人出力，且糜家与州中不少官员有往来，信誉尚可，当即大喜，但又有些疑虑：“贼寇凶悍，贵商护卫……可有把握？”
糜忠拍着胸脯保证：“太守放心！我这些护卫，多是北地流亡来的老兵，惯经战阵，且常走山路，熟知贼情。只需官府提供向导，并允诺剿匪所得，部分犒赏将士，部分补偿受害百姓，必能为太守分忧！”
双方一拍即合。糜忠的商队护卫，加上巴郡太守勉强凑出的两百名郡兵，组成了一支“联合剿匪队”。糜忠这边带队的是邓闲和几名真正的精锐军官（混在护卫中），他们早已通过秘密渠道，与潜伏在山中的“山猫”部取得了联系。
接下来的“剿匪”，简直是一场配合默契的双簧。“联合剿匪队”进山后，按照“山猫”部故意留下的细微痕迹“追踪”。双方“偶然”遭遇了几次，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山猫”部“不敌”，“溃散”而逃，丢下了一些抢来的财物（本就是计划好的）和几具“尸体”（实为之前抓获的真正山贼或死囚，换了衣服）。邓闲等人则“奋勇追击”，“斩获颇丰”，并将夺回的财物大部分上交官府，小部分就地分赏给“有功”的郡兵和商队护卫，赢得一片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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