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远没有直接批评赵大姐,而是拿起那条被打回的裤子,仔细看了看,又看了看作业指导书上的示意图。然后他对赵大姐说:“赵大姐,你的手艺,咱们厂里数一数二,这我清楚。但这次不一样。这批货,要坐船漂洋过海,卖给外国人。外国人认死理,他们就认这个标准。线歪一点,可能客户就觉得我们做工不精细,下次就不找我们订货了。到时候,损失的不仅是厂子的信誉,也是大家到手的奖金啊。”
他话锋一转,对那个质检员小姑娘说:“你坚持标准,是对的。但要注意方式方法。赵大姐是老师傅,经验丰富,你要多请教,看看是不是工具或者手法上可以调整一下,既能保证质量,又能提高效率。”
接着,他又对赵大姐说:“大姐,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你觉得这个工序难做,是哪里不顺手?是压脚不好用,还是看位不准?咱们一起想办法解决。李厂长,您经验丰富,帮忙看看?”
李厂长拿起裤子,又看了看赵大姐的操作,琢磨了一下,说:“小赵,你这个活儿,关键是定位。你看,能不能在压脚旁边做个小小的限位挡板?这样你推布的时候就有个凭据,又快又准。”
赵大姐将信将疑。李厂长亲自找来一小块废料,比划着在赵大姐的缝纫机上做了一个简易的辅助定位装置。赵大姐试了试,果然,线迹的稳定性大大提高。
萧远趁热打铁:“看看,姜还是老的辣!李厂长一点拨,问题就解决了。赵大姐,你手艺好,再配上这个小工具,肯定是咱们线上的质量标兵!这个月奖金,我看好你!”
赵大姐的脸色由阴转晴,不好意思地笑了:“萧经理,李厂长,是我太急躁了。我这就按新办法做,保证又快又好!”
一场风波就此化解。但萧远和吴经理都清楚,这仅仅是开始。旧的习惯与新的标准碰撞,在整个生产初期阶段,类似的大小摩擦几乎每天都在不同工序上演。吴经理的压力巨大,他像上了发条一样,不停地在各个车间穿梭,解决技术问题,调整流水线节奏,处理突发状况,常常忙得连水都顾不上喝。
与此同时,在厂部办公室,马婷婷也面临着另一场无声的战役——成本控制。她敏锐地发现,在新制度执行初期,辅料(如线、扣子、拉链)的领用记录有些混乱,存在明显超出定额的现象。她立刻加强了仓库管理,要求所有物料领用必须凭车间主任和吴经理共同签字的领料单,并且要精确到每批次任务。她还引入了“辅料每日消耗报表”,要求各班组下班前上报当日实际用量。
这一严格措施,立刻触动了一些人的“利益”。一天,缝制二组的组长,一个有些油滑的中年男人,拿着明显虚高的领料单来找马婷婷签字,嘴里嚷嚷着任务紧、损耗大。
马婷婷没有被他唬住,她拿出工艺单上核定的辅料定额,又调出前几天该组的生产数量和实际领料记录,一笔一笔地核对。
“张组长,按照定额,你们组昨天完成五百条裤子,纽扣的定额损耗是百分之三,最多只能用5150颗。你这单子上要领6000颗,多出来的850颗,用到哪里去了?是生产过程中有大量损坏,还是……有其他用途?”马婷婷目光平静却锐利地看着他。
张组长顿时语塞,支支吾吾地说可能是有工人不小心弄丢了,或者计算有误。
马婷婷语气坚决:“张组长,公司的每一分钱都要花在明处。损耗可以有,但必须说明原因,有实物核销。如果是因为管理不善造成的浪费,班组要承担责任。这张单子,我不能签。请你回去重新核实,如果确实是合理损耗,写出书面说明,由吴经理确认后,我再批。”
张组长碰了个软钉子,灰溜溜地走了。马婷婷的这一举动,迅速在管理层中传开,树立了财务的权威,也有效遏制了可能出现的跑冒滴漏。萧远得知后,对马婷婷的细致和原则性大为赞赏,在全厂管理层会议上再次强调了成本控制的重要性。
作为最高决策者,萧远并没有仅仅坐在办公室里听汇报。他几乎每天都泡在车间里,但他的方式与吴经理不同。他更多是观察、倾听和激励。他注意到,连续高强度的工作让工人们脸上出现了疲态。于是,他让食堂每天下午加餐,提供免费的糖水或绿豆汤。他实施了“每日生产进度公示榜”,将各班组的生产数量和质量合格率用醒目的数字写在车间门口的小黑板上,形成了一种良性竞争的氛围。他还宣布,设立“每日质量标兵”和“效率先锋”的小额即时奖励,当天评选,当天发现金。虽然每人只有几块钱,但这种及时的正面激励,极大地调动了工人们的积极性。
看到老板亲自督战,关心大家的生活,还真金白银地奖励,工人们的怨气渐渐被成就感取代。尤其是当第一个“质量标兵”和“效率先锋”红着脸从萧远手里接过奖金时,整个车间的气氛都变得火热起来。大家开始自觉地去钻研如何能做得更快更好,班组内部也形成了互帮互助、共同进步的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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