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二年六月三日，星期三。深圳的天气已经彻底进入了盛夏，潮湿闷热，知了在树上声嘶力竭地鸣叫着。然而，比天气更让周伟华感到焦灼的，是堆积在深圳北站附近几个租赁仓库里，如同小山一般的货品。
罐头、糖果、饼干、白酒、毛巾、肥皂、手电筒……过去半个多月，采购团队在全国各地奔波努力的成果，正通过铁路、公路陆续汇集到此地。仓库管理员老何拿着清单，带着几个临时雇来的工人，忙得脚不沾地，清点、登记、码放。看着日益充盈的仓库，老何脸上是满足的笑容，但负责全局调度的周伟华，心头却像压了一块巨石。
货是到了，可怎么运出去？运到北方的边境？这才是眼下最要命的问题。
周伟华此刻正坐在一家名为“迅达”的货运代理公司的办公室里，对面的赵经理，一个精瘦的中年男人，搓着手，一脸爱莫能助的苦笑。
“周经理，不是我不帮忙，实在是……太难了。”赵经理指着墙上的一张全国铁路示意图，“往满洲里方向的出关车皮，这个月，下个月，甚至下下个月的计划，早就被各大外贸公司、国营单位瓜分完了。现在临时申请，基本没有可能。调度所那边我也去问了，答复就一个字：等。”
“等？要等到什么时候？”周伟华的声音因为连日的奔波和焦虑有些沙哑，“伊万那边催得急，这批货晚一天到，可能就错过最好的时机，甚至可能烂在手里！”他深知苏联那边局势瞬息万变，时间就是金钱，不，时间可能比金钱还重要。
“这个……谁也说不准。”赵经理叹了口气，“现在往北边运货的太多了，听说都是冲着那边去的。车皮就成了香饽饽。除非……”他压低了声音，“除非能找到过硬的关系，或者……这个。”他做了个点钞的手势。
周伟华眉头紧锁。他明白赵经理的意思。用钱开路，在某些时候是效率最高的方式。但这也意味着额外的、不可控的成本和风险。马婷婷再三强调过财务规范，这种灰色支出很难入账，也容易留下把柄。
“除了铁路，没有别的办法了吗？比如公路？”周伟华不甘心地问。
“公路？”赵经理摇摇头，“从深圳到满洲里，几千公里，先不说这一路的关卡和油耗，单是时间，没有十天半个月根本到不了，成本比铁路高出两三倍不止！而且这么长的距离，货物安全也是大问题。周经理，你这批货价值不菲，走公路风险太大。”
离开迅达公司，周伟华的心情更加沉重。他又连续跑了几家规模不一的货代公司，得到的答复大同小异：铁路车皮极度紧张，短期内解决无望。
屋漏偏逢连夜雨。当他赶到海关监管仓库，了解报关进度时，另一个坏消息接踵而至。由于近期出口货物量激增，海关查验的人手不足，货物需要排队等待查验放行。他们的货刚刚运抵，排在后面，按照正常流程，至少还要等上三五天。
“能不能通融一下，加快点进度？我们确实很急。”周伟华找到一位相熟的海关工作人员，递上烟。
对方摆摆手，没有接烟，公事公办地说：“周经理，理解你们的难处。但你看，大家都急，都得按规矩排队。我们人手就这么多，加班加点也忙不过来啊。耐心等等吧。”
仓库外，烈日炎炎。周伟华看着监管区内堆积如山的各种待出口货物，感到一阵无力。采购环节的千辛万苦，仿佛只是为了迎接眼前这个更令人头疼的难题。供应链就像一条长龙，现在龙头（采购）勉强抬起来了，但龙身（物流）却被卡在了狭窄的通道里，动弹不得。
接下来的几天，周伟华像上了发条一样，每天奔波于货运场、货代公司、铁路部门和海关之间。他递烟、陪笑脸、说尽好话，试图找到一丝缝隙。他甚至尝试联系了一些声称有“特殊渠道”的中间人，但对方开出的价码高得离谱，而且背景复杂，周伟华不敢轻易相信。
疲惫和焦虑折磨着他，晚上回到临时住处， often辗转难眠。他第一次如此深切地体会到，在庞大的体制和基础设施瓶颈面前，个人的努力是多么渺小。他给马婷婷打电话汇报进展，语气中难掩沮丧：“婷婷姐，物流这块卡得太死了，车皮搞不到，海关排队，我……我快没辙了。”
马婷婷在电话那头冷静地安慰他：“伟华，别急，你已经尽力了。这不是你个人能力问题，是客观条件限制。资金方面我还能顶住一段时间，但拖太久肯定不行。要不要把情况跟萧远说一下，看他有没有什么思路？”
六月七日，周日晚上，周伟华拖着疲惫的身躯，再次向萧远做了详细汇报。他没有隐瞒任何困难，将车皮紧张、海关缓慢、成本压力、时间紧迫等情况一五一十地说明。
萧远在电话那头沉默地听着，没有打断。直到周伟华说完，他才缓缓开口，声音沉稳，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量：“伟华，辛苦了。情况我了解了。这说明，我们之前对物流环节的困难和重要性，估计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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