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弦胡琴的嘶吼，在第二天清晨（如果地下也能称之为清晨的话）依旧没有停歇。老人像是上了发条的木偶，维持着同一个姿势，用同一种摧残神经的噪音，填充着这片地下的每一寸空隙。江诗韵蜷在火堆旁，眼皮沉重，却无法真正入睡。那琴声不是音乐，是刮骨疗毒的刀，一下下，剐蹭着她本就脆弱的神经。
她不再试图用语言去打破什么。语言在这里是苍白的，甚至是一种亵渎。她只是听着，任由那声音将自己里里外外洗刷一遍，洗去最后一点不切实际的幻想，只剩下赤裸的、求生的本能。
老人拉累了，会停下来，机械地往铁罐里添水，掰碎硬馒头扔进去，煮成一锅糊糊。他吃一半，推给江诗韵一半。依旧没有交流。吃完，他便又拿起琴，或者开始整理他那似乎永远也整理不完的废品。他将一个扭曲的钢筋用石块敲直，动作专注得像在修复一件艺术品。
江诗韵的腿还在隐隐作痛，但更痛的是心。老邢被捕时那双决绝的眼睛，范俊武可能面临的处境，像两条毒蛇，啃噬着她。她不能永远躲在这里，像一只真正的老鼠。
第三天，或者第四天？时间在地下失去了刻度。老人外出了一趟，回来时，蛇皮袋是空的。但他带回了外面的气息——一种无形的、紧张的氛围。他浑浊的眼睛看了江诗韵一眼，比划了几个手势。江诗韵看懂了：外面，查得很严。她的通缉令，贴得到处都是。
希望，像被水浸透的纸，一点点沉下去。
沉默像霉菌，在两人之间滋生。江诗韵觉得再不说点什么，自己就要被这沉默和琴声逼疯了。她不再看老人，而是对着那跳动的、微弱的火苗，开始说话。声音很轻，像怕惊扰了这地下的亡魂。
“他叫范俊武……脾气很坏，像头倔驴。”她扯了扯嘴角，像是在笑，却比哭还难看，“我们第一次见面，他撞翻了我的箱子，还凶我……”
她断断续续地说着。说南城大学林荫道上的初遇，说那些针锋相对又莫名悸动的日子，说训练馆里他笨拙的保护，说天台上他沉默的疏离。她说他的好，他的坏，他藏在暴躁外表下那颗赤诚又容易受伤的心。
“他爸爸……叫范建国。”她说出这个名字时，声音抖了一下。她看到老人的手指在琴弦上微不可查地一顿。
她开始讲述那个被掩盖的悲剧，讲范建国如何从一个受人尊敬的工程师变成“受贿自杀”的罪人，讲老邢如何像一头孤狼，蛰伏多年只为揭开真相，讲他们如何拿到证据，又如何像丧家之犬一样被追逐，最后，老邢如何在她眼前被拖走……
她说得很乱，没有逻辑，时常哽咽。她不确定老人是否在听，或许他早已封闭了自己的世界。但她需要说，需要把这些压得她喘不过气的恐惧、委屈和愤怒，倾倒出来。这是她唯一能做的，对抗这无边黑暗和绝望的方式。
“……邢叔叔，他叫我跑……他让我一定要活下去……”她的声音终于带上了崩溃的哭腔，泪水滴落在膝盖上，晕开一小块深色的痕迹。
琴声，不知何时停了。
老人依旧背对着她，佝偻的背影在火光下拉得很长，像一座沉默的山峦。地下空间里，只剩下火苗轻微的噼啪声，和她压抑的抽泣。
长久的寂静。
然后，一声极其沙哑、像是生锈的铁片摩擦的声音，突兀地响起：
“范……是个好人。”
只有这五个字。干涩，艰难，却像一道闪电，劈开了江诗韵混沌的意识。她猛地抬起头，泪眼模糊地看向那个背影。
老人没有再说话。他放下胡琴，站起身，动作迟缓地走到他那堆“床铺”旁，蹲下身，从枕头底下，摸索着，再次拿出了那个生锈的铁皮盒子。
这一次，他没有避开江诗韵。他打开盒子，里面除了那张泛黄的合影，果然还有别的东西。几份折叠得整整齐齐、但边缘已经脆化的旧报纸剪报，以及一个用油布包裹着的小小笔记本。
他将盒子放在火堆旁，示意江诗韵可以看。
心脏在胸腔里狂跳，几乎要撞碎肋骨。江诗韵颤抖着伸出手，先拿起那些剪报。是十几年前的《南城日报》，报道的都是关于“南城新港货运枢纽工程”的进展，溢美之词充斥版面，称其为“城市发展的新引擎”。范建国的名字，偶尔以“工程技术骨干”的身份出现在不起眼的角落。
然后，她拿起那个笔记本。很小，很薄，纸质发黄，字迹是蓝色的钢笔水，因为年代久远而有些洇开、模糊。这不是日记，更像是一种零碎的、随手记录的工作笔记和思绪。
她翻看着，呼吸变得越来越急促。
“……三月十五日，地基勘探数据复核，与初步设计有出入，提请二次勘测，被项目部驳回。言成本考虑。”
“……四月二日，进场钢筋标号疑似不符要求，抽检样本被调换。范工私下表示忧虑。”
“……五月十日，连夜赶工浇筑三号泊位承台，监理缺席。范工与施工方发生争执，不欢而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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