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十五，元宵节。
香山基地的会议室里烟雾缭绕，不是香烟，是茶水蒸腾的热气。
七八个人围桌坐着，中间摊着厚厚的规划草稿，上面密密麻麻都是修改的痕迹。
“赵总工，这个‘三年培养一万名计算机专业人才’的目标，是不是太激进了？”
说话的是教育部来的同志，姓李，戴着宽边眼镜，说话慢条斯理。
“现在全国开设计算机专业的高校，满打满算不到十所，每年毕业生加起来不超过三百人。”
赵四揉了揉发胀的太阳穴。
这已经是规划草案的第四轮讨论了，每一轮都有新的质疑，新的困难。
“李同志，我知道难。”
他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和，“但您算算，如果我们按照现在的速度，十年才能培养三千人。”
“可国际上呢？美国一年毕业的计算机相关专业学生就有上万人。这个差距，不是在缩小，是在拉大。”
“可师资呢？设备呢？教材呢？”李同志列举着，“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
一直沉默的周同志忽然开口：“师资可以培养，设备可以逐步添置，教材可以组织编写。”
“关键是决心。如果规划里都不敢写目标，实际操作中就更不会去努力。”
“我不是反对目标，是要实事求是……”李同志还想争辩。
会议室的门被轻轻敲响。
王技术员探进头来，脸上带着为难的神色：“赵总工，有人找您，说是从陕北来的。”
“陕北？”赵四一愣。
“是个年轻人，二十出头，背着个破书包，说是走了三天三夜才到北京。”
王技术员压低声音，“门卫不让进，他在大门口蹲着呢，说非要见您不可。”
赵四看了眼墙上的钟，上午十点半。
讨论已经进行了三个小时，进展甚微。
“我出去看看。”他起身，“各位，休息十分钟。”
走出温暖的会议室，冷风扑面而来。
赵四紧了紧棉袄，跟着王技术员往基地大门走去。
香山脚下的这条路，冬天格外萧瑟。
枯枝在风里摇晃，远处的山峦泛着灰白的颜色。
基地门口，果然蹲着个人。
是个瘦高的年轻人，穿着洗得发白的军绿色棉袄，戴着顶破旧的棉帽，脸冻得通红。
他背着个打补丁的书包，怀里紧紧抱着一个布包，像抱着什么宝贝。
见赵四出来，年轻人猛地站起来，动作太急，踉跄了一下。
“您……您是赵明同志？”他的声音带着陕北口音，沙哑但急切。
“我是。”赵四打量着他，“你是……”
“我叫陈星，延安插队的知青。”
年轻人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布包，小心翼翼地打开，“我……我听说您在搞计算机，在造芯片，我想……我想跟着您学。”
布包里是一沓纸。
不是普通的纸，是各种能找到的纸拼凑起来的，烟盒的背面、旧报纸的空白处、作业本的残页。
上面用铅笔密密麻麻画着电路图、写着公式、推演着逻辑。
赵四接过那沓纸，一页页翻看。
风很大，纸页哗哗作响。
第一张，画的是一个简单的与门电路，标注着电压、电流值，旁边用娟秀的小字写着推导过程。
第二张，是半加器的逻辑图，不仅画出了电路，还写了真值表和布尔代数表达式。
第三张，开始复杂了。竟然是一个简易的算术逻辑单元(ALU)的设计草图，虽然粗糙，但结构完整。
第四张、第五张……
翻到第八张时，赵四的手停住了。
那上面画的是一个4位微处理器的架构框图。
不是“长城一号”的仿制设计，而是自主构思的架构。
虽然很多细节不成熟，甚至有明显错误，但整体的设计思路，总线结构、指令集设计、寄存器布局，都显示出设计者对计算机原理深刻的理解。
“这都是你自学的？”赵四抬起头，看着眼前这个面黄肌瘦的年轻人。
陈星用力点头：“我在公社的废品站找到一本破书，是清华大学1962年编的《电子计算机原理》，只剩半本了。”
“我……我就照着学。白天干活，晚上在煤油灯下看。看不懂的地方，就自己想，想到头痛……”
他的声音越来越低，最后几乎听不见，但眼睛死死盯着赵四手里的那沓纸，像盯着自己全部的生命。
“你上过学？”赵四问。
“上到高二，66年停课了。”陈星说，“然后下乡，在延安插队六年了。”
“六年，就靠半本书自学到这个程度？”
“也不全是。”陈星不好意思地搓了搓手，“后来我在县里的中学图书馆，找到一些旧的《无线电》杂志，上面有讲逻辑电路的。”
“还有一次，省城来了个技术推广队，我跟着听了三天讲座，记了半本笔记。”
赵四沉默了。
他想起前世的自己年轻时，在当技术员时，也是这样饥渴地学习一切能接触到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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