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的春天，来得格外晚些。狍子屯后山的残雪直到三月末才彻底消融，露出底下黑油油的腐殖土。冰封的绥芬河终于传来“嘎嘣嘎嘣”的开裂声，碎冰顺流而下，撞在岸边的石头上，溅起带着寒意的水花。
郭春海站在新平整出来的河滩空地上，眯眼看着远处河面上漂浮的冰排。他身上那件半旧的军大衣敞着怀，露出里面乌娜吉新给他织的枣红色毛衣——线不够细，针脚也有些松，但厚实暖和。右胸那道狰狞的枪伤已经愈合，只在阴雨天还会隐隐作痛，像是个永不磨灭的烙印，时刻提醒着那段九死一生的跨境岁月。
“春海哥，木料快不够了！”二愣子扛着一根碗口粗的松木，“咣当”一声扔在空地上，抹了把汗。这小子经过俄国一役，脸上的稚气褪去不少，眼神里多了几分沉稳，只是那咋咋呼呼的性子改不了。
“不够就去后山伐，注意别碰那几棵老红松。”郭春海头也不回地说，“那是托罗布老爷子圈出来的‘祖宗树’，动不得。”
“知道知道！”二愣子咧嘴笑，“老爷子昨天还念叨呢，说等仓库盖好了，要在梁上挂红布，请山神爷保佑咱屯子风调雨顺。”
正说着，老崔拄着根拐棍从屯子里慢慢挪过来。他背上的刀伤好得差不多了，只是年纪大了，恢复得慢，走路还得借点力。
“崔叔，您怎么来了？”郭春海赶忙上前搀扶。
“躺不住，躺不住啊！”老崔摆摆手，在河滩边一块大石头上坐下，掏出旱烟袋吧嗒起来，“看着这仓库一天天起来，比吃啥药都管用。”
眼前这片河滩地，如今已是大变样。一个月前还长满荒草和乱石，现在已经被平整出七八分地。靠近河岸的地方，用石头砌起了齐腰高的地基，粗大的松木梁柱已经立起来三排，十几个屯里的青壮正在上面忙活着上椽子。叮叮当当的斧凿声、汉子们的吆喝声、还有远处妇女们烧水做饭的说笑声，交织成一曲生机勃勃的春耕曲——虽然耕的不是田，是未来的根基。
“按这个进度，月底前主体就能起来。”郭春海也蹲下来，捡了根树枝在地上划拉着，“仓库这边隔成三间，大间存山货皮毛，小间放渔网工具，最里头那间做熏房。修船棚挨着河边，地基得打深点，防洪……”
“春海啊，”老崔吐出一口烟，打断了郭春海的规划，浑浊的眼睛望着他，“仓库、船棚，这些都是死物。咱这摊子要想真的立起来，得靠活人——靠信得过的活人。”
郭春海手里的树枝顿了顿。他明白老崔的意思。这次能从俄国捡回命来，靠的是核心这几个人生死与共。但要想把事业做大，光靠这几个人远远不够。
“崔叔，您看屯里这些后生……”郭春海压低声音。
“张铁柱踏实，王猛有股虎劲，刘老蔫儿虽然不爱说话，手上活细。”老崔如数家珍，“都是好苗子。但光有苗子不行，得有人带，有规矩管。”
“规矩……”郭春海喃喃重复着这两个字。他想起了在俄国森林里，那些用血换来的教训——王磊的背叛，瓦西里的算计，伊戈尔的凶狠。没有规矩，再好的队伍也是一盘散沙。
“春海哥！春海哥！”小陈气喘吁吁地从屯子里跑过来，手里攥着个信封，“县里邮电所刚送来的，加急信！”
郭春海接过信封，牛皮纸的封皮，右下角印着“吉林省图们市对外贸易公司”的红字。他心中一动，撕开封口，抽出信纸。
信是金哲写的。字迹有些潦草，但意思清楚：他已经回到南边的“清海镇”，处理了船队后续的琐事。镇里对他的“失踪”并没有深究——海上讨生活，今天不知明天事，大家都习惯了。他在信里再三感谢郭春海的救命之恩，并说如果他这边需要，随时可以南下，“清海镇”永远是他的后盾。信的末尾，金哲还提到一个消息：日本北海道那边有个老渔民合作社，头儿是个叫佐藤的老头，为人正派，对过度捕捞和“黑龙会”那套很反感。如果郭春海将来想去日本海那边发展，或许可以试着接触。
信不长，但信息量很大。郭春海反复看了两遍，把信递给老崔。
老崔眯着眼看了半天，叹口气：“金船长是个讲究人。这年头，讲究人不多了。”
“佐藤……”郭春海把这个名字记在心里。他想起了上次在日本海，那艘神秘的灰色快艇，还有“黑龙会”的嚣张。看来那片海，也不太平。
“春海，”老崔把信折好递回来，语气郑重，“金船长这是给咱指了条路。但路怎么走，还得咱自己拿主意。往南，是日本海，水深浪大，可机会也多。往北，是俄国，咱刚从那死里逃生……”
“往北暂时不能去了。”郭春海斩钉截铁，“伊戈尔没死，瓦西里说不定也还藏着。俄国那边现在是龙潭虎穴。”他站起身，望向南方，“往南……倒可以琢磨琢磨。”
正说着，乌娜吉挎着个竹篮子从屯子方向走来。她今天穿了件水蓝色的碎花棉袄，头发在脑后梳成个利落的髻，露出光洁的额头。怀里抱着他们快一岁的儿子小宝，小家伙裹在厚实的襁褓里，只露出红扑扑的小脸，黑葡萄似的大眼睛滴溜溜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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