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的深圳，湿热得像蒸笼。
从海上吹来的风裹挟着咸腥的水汽，黏糊糊地贴在皮肤上。街道两旁的榕树垂下长长的气根，在热风中无力地摆动。行人们穿着短袖短裤，还是热得汗流浃背，街边小贩不停地用毛巾擦着脸上的汗珠。
深圳办事处的小会议室里，空调开到最低温度，但还是驱不散那股闷热。郭春海、二愣子，还有深圳办事处的几个骨干，围坐在会议桌前，脸色却比外面的天气还要凝重。
桌上摆着几样东西：一台日本索尼的二十一寸彩色电视机，一台松下录像机，还有几块瑞士手表，几瓶法国香水。都是市面上罕见的进口货，包装精美，一看就是高档货。
“郭队长，这些都是从香港过来的‘水货’。”办事处的采购经理小陈指着那些东西，压低声音说，“价格比正规渠道便宜一半还多。这台电视机，正规进口要五千，水货只要两千。这台录像机，正规进口三千，水货一千二。手表、香水更便宜，只要三分之一的价格。”
郭春海拿起一块手表，沉甸甸的，表盘上的钻石在灯光下闪闪发光。他不懂表，但能看出来是好东西。
“阿强那边怎么说？”他问。
阿强是合作社在深圳的主要合作伙伴，潮州人，精明能干，在深圳、香港都有生意。
小陈看了看二愣子，二愣子接过话头：“队长，阿强昨天找我谈了。他说现在香港那边货源充足，日本电器、瑞士手表、法国化妆品，什么都有。只要咱们肯做，他能保证每月供货价值一百万。利润……”二愣子咽了口唾沫，“利润至少五十万。”
五十万！一个月！
会议室里响起一阵抽气声。合作社现在所有业务加起来，月利润也就七八十万。如果做走私，光这一项就能翻倍。
但郭春海脸色更凝重了。他知道走私意味着什么——高利润，高风险。一旦被抓，不光货物没收，罚款，还可能坐牢。
“阿强还说了，”二愣子继续说，“他有渠道，能搞定海关。货从香港运到深圳，再从深圳运往全国各地，保证安全。他做了三年了，从没出过事。”
“他凭什么保证？”郭春海问。
“他在海关有人，每个月‘上供’十万。”二愣子声音更低了，“而且，他说现在全国都在搞活经济，上面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不太过分，没人查。”
会议室里安静下来。所有人都看着郭春海，等他的决定。
五十万的月利润，太诱人了。有了这笔钱，合作社可以更快地扩张，可以建更多的养殖场，开更多的夜总会，买更多的车。社员们可以分更多的红，过更好的日子。
但郭春海心里很清楚，这是条邪路。一旦踏上，就回不了头了。今天走私电器，明天就可能走私毒品；今天贿赂海关，明天就可能贿赂官员。合作社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清白名声，就会毁于一旦。
“这事……”他缓缓开口，“不能做。”
“队长！”二愣子急了，“这可是五十万啊！一个月五十万！咱们辛苦一年也赚不了这么多！”
“钱重要，还是名声重要？”郭春海盯着他，“合作社能有今天，靠的是诚信经营，靠的是乡亲支持。如果咱们走走私这条路，那就是自毁长城。一旦出事，合作社就完了。”
“可是阿强说了，不会出事……”
“他说不会就不会？”郭春海冷笑，“他是生意人，为了赚钱什么话都敢说。真出了事，他跑得比谁都快，锅全让咱们背。”
小陈插话：“郭队长，其实现在很多企业都在做。我听说，广州、上海那边，走私很普遍。人家能做，咱们为什么不能做？”
“别人做是别人的事，咱们不做。”郭春海很坚决，“合作社的原则是：合法经营，不走邪路。这条原则，不能破。”
见郭春海态度坚决，其他人不敢再劝，但脸上都写着不甘心。五十万的诱惑，太大了。
会议不欢而散。郭春海回到宾馆房间，心里很烦躁。他理解二愣子他们的想法，合作社要发展，需要钱，很多钱。走私来钱快，看起来风险可控，确实很诱人。
但他不能松口。因为他知道，走私就像吸毒，尝到了甜头就戒不掉了。今天走私电器，明天就会想走私汽车，后天可能就走私武器。欲望是无止境的。
更重要的是，他重生前见过太多企业，因为走邪路而毁灭。有的老板进了监狱，有的企业被查封，有的虽然赚了钱，但失去了良心，最后众叛亲离。
合作社不能走那条路。
他给乌娜吉打了个电话。乌娜吉现在管合作社的财务，对钱的事情很敏感。
“春海，深圳那边怎么样？”乌娜吉问。
“有点麻烦。”郭春海把走私的事说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郭春海知道，妻子也在挣扎。五十万，对任何家庭来说都是巨款。
“春海，你怎么想？”乌娜吉终于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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