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的深圳,湿热得像蒸笼。
从海上吹来的风裹挟着咸腥的水汽,黏糊糊地贴在皮肤上。街道两旁的榕树垂下长长的气根,在热风中无力地摆动。行人们穿着短袖短裤,还是热得汗流浃背,街边小贩不停地用毛巾擦着脸上的汗珠。
深圳办事处的小会议室里,空调开到最低温度,但还是驱不散那股闷热。郭春海、二愣子,还有深圳办事处的几个骨干,围坐在会议桌前,脸色却比外面的天气还要凝重。
桌上摆着几样东西:一台日本索尼的二十一寸彩色电视机,一台松下录像机,还有几块瑞士手表,几瓶法国香水。都是市面上罕见的进口货,包装精美,一看就是高档货。
“郭队长,这些都是从香港过来的‘水货’。”办事处的采购经理小陈指着那些东西,压低声音说,“价格比正规渠道便宜一半还多。这台电视机,正规进口要五千,水货只要两千。这台录像机,正规进口三千,水货一千二。手表、香水更便宜,只要三分之一的价格。”
郭春海拿起一块手表,沉甸甸的,表盘上的钻石在灯光下闪闪发光。他不懂表,但能看出来是好东西。
“阿强那边怎么说?”他问。
阿强是合作社在深圳的主要合作伙伴,潮州人,精明能干,在深圳、香港都有生意。
小陈看了看二愣子,二愣子接过话头:“队长,阿强昨天找我谈了。他说现在香港那边货源充足,日本电器、瑞士手表、法国化妆品,什么都有。只要咱们肯做,他能保证每月供货价值一百万。利润……”二愣子咽了口唾沫,“利润至少五十万。”
五十万!一个月!
会议室里响起一阵抽气声。合作社现在所有业务加起来,月利润也就七八十万。如果做走私,光这一项就能翻倍。
但郭春海脸色更凝重了。他知道走私意味着什么——高利润,高风险。一旦被抓,不光货物没收,罚款,还可能坐牢。
“阿强还说了,”二愣子继续说,“他有渠道,能搞定海关。货从香港运到深圳,再从深圳运往全国各地,保证安全。他做了三年了,从没出过事。”
“他凭什么保证?”郭春海问。
“他在海关有人,每个月‘上供’十万。”二愣子声音更低了,“而且,他说现在全国都在搞活经济,上面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不太过分,没人查。”
会议室里安静下来。所有人都看着郭春海,等他的决定。
五十万的月利润,太诱人了。有了这笔钱,合作社可以更快地扩张,可以建更多的养殖场,开更多的夜总会,买更多的车。社员们可以分更多的红,过更好的日子。
但郭春海心里很清楚,这是条邪路。一旦踏上,就回不了头了。今天走私电器,明天就可能走私毒品;今天贿赂海关,明天就可能贿赂官员。合作社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清白名声,就会毁于一旦。
“这事……”他缓缓开口,“不能做。”
“队长!”二愣子急了,“这可是五十万啊!一个月五十万!咱们辛苦一年也赚不了这么多!”
“钱重要,还是名声重要?”郭春海盯着他,“合作社能有今天,靠的是诚信经营,靠的是乡亲支持。如果咱们走走私这条路,那就是自毁长城。一旦出事,合作社就完了。”
“可是阿强说了,不会出事……”
“他说不会就不会?”郭春海冷笑,“他是生意人,为了赚钱什么话都敢说。真出了事,他跑得比谁都快,锅全让咱们背。”
小陈插话:“郭队长,其实现在很多企业都在做。我听说,广州、上海那边,走私很普遍。人家能做,咱们为什么不能做?”
“别人做是别人的事,咱们不做。”郭春海很坚决,“合作社的原则是:合法经营,不走邪路。这条原则,不能破。”
见郭春海态度坚决,其他人不敢再劝,但脸上都写着不甘心。五十万的诱惑,太大了。
会议不欢而散。郭春海回到宾馆房间,心里很烦躁。他理解二愣子他们的想法,合作社要发展,需要钱,很多钱。走私来钱快,看起来风险可控,确实很诱人。
但他不能松口。因为他知道,走私就像吸毒,尝到了甜头就戒不掉了。今天走私电器,明天就会想走私汽车,后天可能就走私武器。欲望是无止境的。
更重要的是,他重生前见过太多企业,因为走邪路而毁灭。有的老板进了监狱,有的企业被查封,有的虽然赚了钱,但失去了良心,最后众叛亲离。
合作社不能走那条路。
他给乌娜吉打了个电话。乌娜吉现在管合作社的财务,对钱的事情很敏感。
“春海,深圳那边怎么样?”乌娜吉问。
“有点麻烦。”郭春海把走私的事说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郭春海知道,妻子也在挣扎。五十万,对任何家庭来说都是巨款。
“春海,你怎么想?”乌娜吉终于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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