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委也很快给了正式的处分决定，是以地委红头文件的形式下来的。
文件当时就摆在他冯世宽的办公桌上，纸页硬挺，印着严肃的标题。
随后在全县副科级以上干部大会上，由地委来的同志，用平稳而清晰的语调宣读了处理决定。
党内，给马国雄同志严重警告处分。没给更重的“留党察看”，地委的考虑是：没有直接证据，政策也讲“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再者，马国雄在基层干了这些年，有些苦劳，组织上得留点余地。
行政上，撤销其原西县革委会副主任的职务，调离岗位，降职使用。
这是当时处理干部的常见做法，“调岗不闲置，降职不靠边”。
把他调到了地区下辖的原东县，某个国营农场，职务是农场革委会副主任，级别算是保住，但离开了原西县这块他经营多年的地盘。既体现了追责，又看顾了冯世宽面子。
比起她哥哥，马国英的问题就严重多了，也简单多了。这个糊涂女人，大约还幻想着她哥在原西能一手遮天。
在她哥哥的问题定性前，对她的调查和处理就已经铁板钉钉。
地委督促，县纪委动手，按党纪国法和处理企业干部的惯例来办。她一个正股级小厂长，直接涉入贪腐，没人能再庇护她。
经查实，马国英贪污数额过了万，还挪用过生产资金，更因任人唯亲，把厂子搞得严重亏损，设备都坏了不少。这是踩了“经济犯罪”的红线，处置起来毫不含糊：
开除党籍。这是党内最重的处分。县纪委报请地委批准，认定她利用厂长职权，大肆贪污挪用，造成国家财产重大损失，完全丧失了党员的条件。还要在全县党内通报，当成反面典型。
开除厂籍，撤销一切职务。由县工业局下文件，把她从国营纺织厂彻底清除出去，工龄、福利一概取消。
她安插进厂的那些亲戚，也一个不留，全部清退，还要追讨其经济责任和损失。
移送法办。县检察院立了案，交给法院审。罪名是贪污和挪用公款。依照《惩治贪污条例》和老规矩，贪污上万就是“数额特别巨大”。加上造成的损失，数罪并罚，判了有期徒刑七年，去劳改农场服实刑。
退赔追缴。贪污挪用的钱物，全部追回来。给厂子造成的亏损和设备损失，核定清楚，也要她个人赔偿。赔不够，就得拿家里的东西抵。
宣读处分那天，全县开大会。马国雄低着头，从台上走下去时，脚步都是飘的，再没了往日县二把手的威风。
那天冯世宽坐在主席台上，脸上保持着严肃和痛心，心里却一阵阵发凉。
他知道，地委这次动马国雄，固然是马国英罪有应得牵连了他，何尝不是对他冯世宽在原西“一言堂”局面的一种敲打？
马国雄是他的左膀右臂，是他维系原西局面重要的助力，可事发时，他连替马国雄说一句转圜话的余地都没有。那份无力感和随之而来的威信折损，比什么都让他难受。
威信……冯世宽的手指无意识地敲打着光滑的桌面。是啊，威信。如今在这原西县，他说的话，似乎不再像以前那样，一锤定音了。
武惠良有地委常委的老子做底气，行事越来越有章法；田福军凭着扎实苦干和为民请命的口碑，也聚拢了不少人心。
这两人一旦联起手来，提出的方案，往往就占了“公心”和“实效”的制高点，让他这个一把手反对起来，格外吃力。
就像今天这个“招考分流”方案。田福军和武惠良一唱一和，提交了那份《原西县工矿企业招工招干考试改革与多余干部分流利弊分析及实操办法》的草案。
道理讲得明白，措施列得详细，字字句句敲在冯世宽的心上。他知道这背后意味着什么，可他没法反对，甚至不能流露出太多情绪。
他端起印着红星的搪瓷缸，喝了一口已经温吞的茶水，那水似乎比往常更涩，一路苦到心底。
还有他那个儿子，冯全力。想到儿子，冯世宽心里更像堵了一团湿棉花，闷得喘不过气。
小化肥厂，多好的一个项目，当初田福军来说时，分析得头头是道，说是“五小工业”里的香饽饽，政策鼓励，技术现成，只要县里下决心，很快就能出成绩。
他动了心，觉得这是给儿子铺路、也能给自己添彩的好机会，力排众议（其实也没多少人明确反对），把冯全力从清闲的供销部门硬塞进工业局，主持小化肥筹备组。
结果呢？省里请来的技术员，摆弄惯了省化肥厂的大机器，对县里想搞的这种土法上马、因陋就简的小玩意儿，根本不对路。
画出来的图纸、列出来的设备单子，县里根本凑不齐，买不起。冯全力倒是跑前跑后，可他对工业、对化工一窍不通，全指着技术员。
筹备组里塞进来的，又多是各方关系安排的行政干部，说起口号一套一套，一个个光想着捞好处，谁真干事？省技术员的建议，搁在那儿落灰，没人对接，没人执行，全成了纸上谈兵！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