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尔瞻并没有睡。
送走柳梦寅，他屏退左右，独自坐在书房那盏孤灯下。烛火偶尔噼啪一声，炸开一朵灯花，在他深不见底的瞳孔里明灭。窗外夜色浓稠如墨，汉城沉睡着，但这份沉睡之下，暗流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奔涌、碰撞、寻找着决堤的裂口。
他的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桌面，节奏缓慢而稳定。桌上，是那个装着“诗稿”与“妖书”的木盒，旁边是他刚刚拟定、尚未送出的名单。这些冰冷的物件，即将成为点燃一场席卷朝野大火的火种。而点火的人，是他。
没有兴奋，没有恐惧，甚至没有多少波澜。只有一种近乎冷酷的清明。他像一名站在悬崖边检视索道的工匠，冷静地估算着每一股绳索的承重，每一个岩钉的深度。下面是无底深渊，但他知道自己必须走过去，也只能走过去。
光海君需要他走过去。
这个认知，让他的思绪飘回十多年前，那个更加混乱、也更加……充满“希望”的时代。
万历二十年，壬辰。倭寇的铁蹄踏破釜山，汉城在战栗中沦陷。宣祖大王带着王室、百官，仓皇北逃，一直退到鸭绿江边的义州。那是朝鲜开国以来未曾有过的奇耻大辱，山河破碎，社稷飘摇。
年轻的李尔瞻，当时还只是一个在政坛边缘沉浮的北人党中层官员，跟随在逃难的人群中。颠沛流离，饥寒交迫，前途晦暗。但他和其他惶惶不可终日的人不同，他的眼睛始终在观察，在寻找。
他看到了临海君和顺和君在混乱中被倭寇俘获。这是王室，尤其是王长子的巨大耻辱。他也看到了，在几乎所有人都劝宣祖继续北逃，甚至有人提出“内附大明”的绝望时刻，那个同样年轻、脸色苍白但眼神异常执拗的二王子——光海君李珲，跪在宣祖面前，声音不大，却字字清晰：
“父王，义州已是绝地，退无可退。儿臣愿留守此处，收拢溃兵，联络义军，与明军互为犄角。纵使身死，亦不使我朝鲜宗庙，于敌前再退一步！”
那一刻，很多人被这个年轻王子的勇气打动，但也有人暗自摇头，认为这只是少年人的血气之勇。宣祖当时惊魂未定，只是含混地拍了拍儿子的肩膀，并未明确应允。
但李尔瞻记住了。他不仅记住了光海君的话，更记住了他说这话时的眼神——那不是单纯的勇敢，那里面有一种被逼到绝境后的狠厉，一种对“生存”本身近乎偏执的渴望。这种眼神，李尔瞻在自己身上也时常感受到。
于是，他开始有意无意地，在流亡的朝廷那压抑而绝望的气氛中，散播一些“言论”。
“危难见忠孝啊。大君（临海君）身陷敌手，虽非所愿，然终是……唉。唯光海君大君，始终扈从在侧，危难时不弃君父，敢言敢为，实乃宗社之福。”
“国难至此，岂可再拘泥于长幼嫡庶？当立贤能，以图中兴。光海君大君仁孝勇毅，颇有太祖遗风。”
“倭奴肆虐，非有雄主无以凝聚人心。光海君大君，或为天命所归？”
这些话，起初只是零星的低语，在绝望的官员、疲惫的军士、惶恐的宫人中悄悄流传。但李尔瞻知道如何让它们生根发芽。他联络北人党中志同道合者，通过同乡、同年、座师门生的网络，将这些话包装成“公论”，写成隐晦的疏文，甚至编成易于传唱的歌谣俚语。
效果是缓慢但确凿的。当宣祖终于在明军收复平壤后，任命光海君为“经理使”，负责整顿平壤以南军政时，朝中反对的声音比预期小了很多。李尔瞻知道，自己散播的“种子”，开始起作用了。
他并非光海君唯一的选择，甚至在最初，他并非最重要的那一个。当时光海君身边，有金千镒那样的内侍，有柳成龙（尽管后来分道扬镳）那样的能臣，还有他那位位高权重的“座主”——领议政李山海。
想到李山海，李尔瞻敲击桌面的手指，微微顿了一下。
李山海，北人党的领袖，朝廷首相。在光海君地位未稳、临海君被俘、而宣祖又迟迟不立世子的微妙时期，是朝中多数大臣属意光海君的关键支持力量。至少，表面上是如此。
李尔瞻清楚地记得，那是在义州，局势稍稳后的一次密议。参与者有李山海，有左议政郑澈（松江），有右议政柳成龙，还有几位重臣。议题只有一个：如何敦促宣祖大王，明确册立光海君为世子，以定国本，安人心。
当时，临海君虽已被释，但被俘的经历成为洗刷不掉的污点。更重要的是，在颠沛流离中，是光海君表现出承担责任的勇气和能力（无论这能力在当时有多少水分），赢得了相当一部分文武官员，尤其是少壮派和北人党的认可。废长立幼，虽有违礼法，但在“国赖长君，更赖贤君”的大义名下，并非不可操作。
密议的气氛凝重而充满希望。郑澈慷慨激昂，柳成龙条分缕析，都认为时机已到，应联名上书，以大势迫使宣祖做出决断。李山海端坐首位，一直沉默地听着，最后，在众人期待的目光中，他缓缓捋须，点了点头，沉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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