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公所言，俱是老成谋国之言。光海君大君仁孝英睿，堪当大任。为国本计，为社稷计，吾等身为大臣，自当竭诚尽力，匡扶君主。三日后大朝，我等便一同进言，恳请主上殿下早定储位，以安天下之心！”
他说得诚恳，眼中甚至有泪光闪烁。那一刻，李尔瞻虽然对这位老成持重、甚至有些圆滑的座师始终抱有戒心，但也不禁燃起一丝希望。若领议政、左右议政这朝廷三巨头联合进言，分量足以撼动宣祖的犹豫。
三日后，大朝。
宣祖高坐，面容依旧带着逃亡生涯留下的憔悴与惊悸。朝议进行到一半，该是重臣奏对之时。
郑澈出列了，他手捧笏板，声音洪亮，引经据典，从国家危难说到储位空虚，从祖宗法度说到现实需求，最后，慷慨陈词，请求册立光海君为世子。
宣祖面无表情地听着，目光扫过下面黑压压的群臣。
柳成龙紧接着出列，他没有郑澈那般激昂，但言辞更为恳切务实，分析利弊，指出明确储君对于凝聚人心、整合抗倭力量的重要性，同样恳请立光海君。
宣祖的眉头几不可察地蹙了一下，手指在御座的扶手上轻轻敲击。
然后，所有人的目光，有意无意地，都投向了站在文臣最前列的李山海。
李山海微微垂着头，仿佛在沉思，又仿佛没听见前面两位同僚的发言。大殿里安静得能听到呼吸声。
一息，两息，三息。
他没有动。
郑澈忍不住侧目，柳成龙也投去疑惑的目光。
李山海依旧垂首，稳如泰山，仿佛脚下生了根。
宣祖的目光在他身上停留片刻，那目光深沉难测，然后移开了。他没有就立储之事发表任何看法，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二王子（光海君）经理南方，颇着辛劳，朕心甚慰。此事……容后再议。”
然后，便转到了其他琐碎的政务上。
朝会散了。郑澈和柳成龙脸色铁青，尤其是郑澈，看向李山海的目光几乎要喷出火来。李山海却依旧神色如常，甚至在与同僚寒暄时，还无奈地叹了口气，低声道：“主上心绪不佳，此时强谏，恐适得其反啊。需再寻时机。”
只有远远站在后排的李尔瞻，将这一切尽收眼底。他清晰地看到，在郑澈和柳成龙出列时，李山海垂下的眼皮下，眸光微微闪动，那绝非沉思，而是最精密的算计。他也看到了宣祖看向李山海时，那一闪而过的、难以言喻的复杂神色。
他失约了。 不，不是失约。他是故意的。
这位领议政，北人党的领袖，在最关键的时刻，用沉默背叛了事先的约定。他没有支持，但也没有反对，只是用缺席的表态，将郑澈和柳成龙，以及他们背后力主立刻明确光海君世子地位的势力，晾在了尴尬而危险的境地。
为什么？
李尔瞻后来想了很久。或许，李山海是看出了宣祖内心深处对光海君那份复杂难言的忌惮与不喜，不愿在储位未明时过分押注，得罪君王。或许，他是想维持自己“调和鼎鼐”、“不偏不倚”的宰辅形象。或许，他还在观望，在临海君与光海君，甚至在潜在的、还未出生的“嫡子”之间权衡。
无论原因是什么，那一次朝会，让李尔瞻彻底明白了一件事：
在权力的棋盘上，没有永恒的同盟，只有永恒的利益。即便是同一个党派，同一个目标，在关键时刻，也会因为各自的算计而分道扬镳，甚至背后插刀。李山海要的是“稳妥”，是“平衡”，是无论谁上位，他都能继续保持影响力的“政治智慧”。
而光海君需要的，不是智慧，是刀。是能为他劈开一切犹豫、算计、背叛，扫清所有障碍的，最锋利、最忠诚、也最冷酷的刀。
从那一刻起，李尔瞻就知道，自己和这位“座主”，已经走上了不同的路。李山海是“宰相”，而他李尔瞻，要做的，是“孤臣”，是只属于光海君一人的“利器”。
思绪从十多年前的血与火、背叛与抉择中抽回。书房里，烛火已短了一截。
李尔瞻的目光落在眼前的木盒上。与当年在义州时的绝望困顿相比，眼前的危机更加凶险，也更加……清晰。赖陆的国书，是来自外部的、赤裸裸的生存威胁，比倭寇的刀剑更锋利，因为它直接斩向朝鲜立国的法理根基。而朝堂内部，西人党、南人党，甚至北人党内部的李山海们，依旧在各自的利益算计中纠缠不休，有些人甚至可能想着与那赖陆暗中交易，牺牲他这个世子以换取苟安。
内忧外患，比壬辰年更甚。
当年的光海君，需要有人为他造势，为他积累资本，在父王和群臣面前证明自己“贤能”，以对抗“长幼”的礼法。现在的光海君，需要什么？
他需要力量。需要绝对的力量，来压制内部所有的杂音，来应对外部那可怕的威胁。这力量，可以来自忠诚的军队，可以来自稳固的权力，也可以来自……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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