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之安等的就是这个机会。
他缓缓站起身，目光平静的扫过法庭：“审判长，既然被告方一再强调‘现实可行性’。
那么我请求法庭允许我提出一项更为现实也更为根本的问题。”
审判长略感意外，但仍点头：“原告请讲。”
陈之安从文件袋中取出一个老旧的牛皮纸信封，小心翼翼的从中抽出一张已经泛黄但保存完好的证书。
他将证书正面朝向法庭，声音清晰而坚定：“这是1953年由东城区人民政府颁发的《土地所有权证》。
证明位于现红星罐头厂厂区面积约二十亩的土地，其所有权人为陈长青，也就是我的爷爷，现在归我继承所有。”
法庭内瞬间安静下来，连记者停笔的声音都清晰可闻。
罐头厂代表脸色大变，急切的与法律顾问交头接耳。
审判长明显一愣：“原告，这项证据为何此前未提交？”
“因为这不是股权纠纷的证据，而是土地权属的证据。”
陈之安平静的回答，“在今天之前，我一直希望罐头厂能够正视历史合同，主动解决股权和定息问题。
但现在看来，被告方似乎更愿意讨论‘现实可行性’。”
陈之安转向被告席：“那么，我们就来谈谈最现实的问题——土地。”
“根据1956年的合营合同，我父亲以厂房、设备、技术和这块土地的使用权入股，占合营厂50%的股份。
请注意，合同明确写的是‘土地使用权入股’，而非‘土地所有权转让’。”
陈之安举起手中的土地证：“土地所有权，一直是我爷爷的，现在归我所有。
在过去二十多年里，这块土地被无偿使用。根据我国现行法律和政策，土地所有权是受保护的。”
被告代理人急忙起身：“反对！原告这是在混淆概念！土地早已随企业国有化而……”
“请被告方提供土地国有化的法律文件或征收手续。”
陈之安打断他，“如果罐头厂能够提供人民政府征收这块土地的文件，并出示相应的划规企业的证明，我立即撤回这项主张。”
法庭再次陷入寂静。
罐头厂代表脸色煞白，他们当然拿不出这样的文件。
在那个混乱的年代，资产的转移往往只是一纸行政命令，甚至口头通知，哪有什么正规手续？
审判长的眉头紧锁。这个转折完全超出了预期。
如果陈之安手中的土地证是真实有效的，那么这就不再是简单的历史合同纠纷，而是现行土地所有权与几十年实际占用之间的矛盾。
“现在休庭半小时。”审判长敲下法槌，“合议庭需要合议。
审判长办公室内，气氛比上午更加凝重。
“土地证的真实性毋庸置疑。”一位审判员仔细检查着陈之安提交的证书副本。
“公章、格式、内容都符合当时的规定。东城区档案馆应该还有存根可查。”
“问题在于，如果这份证书有效，那么从法律上讲，那片土地确实还属于陈之安个人。”
另一位审判员眉头紧锁，“但红星罐头厂已经在那片土地上生产经营了近三十年。
投入了大量资金进行扩建改造，现在的厂区面积，比原来大了三倍不止。”
“法律上怎么认定？”审判长看向最年长的民事庭长。
老庭长沉吟良久：“根据《国家土地改革法》和后续政策，私人土地所有权在新中国是受承认和保护的。
除非经过合法征收程序，否则所有权不因事实占用而转移。”
“但这是特殊历史时期形成的问题。”
有人提出，“如果支持陈之安的所有权主张，意味着一个国营大厂要面临搬迁或者向个人支付巨额土地使用费。
社会影响太大了。”
“这正是难题所在。”审判长叹气，“从法律上讲，陈之安占理。
但从社会效果看，支持他可能会导致一系列连锁反应。
你们知道现在有多少类似的历史遗留问题吗？”
“但如果我们不支持合法的土地所有权，”老庭长严肃的说。
“那我们在扞卫什么？法律的尊严何在？
今天我们可以因为‘社会影响’而否认一份合法的土地证。
明天就可以因为任何‘理由’否认其他合法的权利，这个头不能开。”
审判长站起身，走到窗前。
他能看到法庭外，陈之安正被记者和京大师生围住。
那些年轻人脸上洋溢着兴奋和期待——他们看到了一个普通人用法律武器挑战不公的鲜活案例。
“陈之安很聪明。”审判长突然说，“他一开始没有打出这张牌，而是先讲合同、讲股权、讲定息。
等罐头厂用‘国有资产’、‘历史原因’来搪塞时，他才亮出最硬的底牌——土地所有权。”
“他在逼我们做一个选择：是遵循白纸黑字的法律，还是屈从于所谓的‘现实考量’？”
半小时后，庭审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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