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哥小心的看了看四周，“小孩哥，啥时候开始印钱？”
陈之安愣了一下才明白八哥鬼鬼祟祟的样子是为什么，“你还真当真了？”
“呃……你不会撇下我偷偷开始了吧？”八哥一脸不信任的模样。
陈之安无语的笑了笑，“你都瞎说些啥呀！就现在我机器都弄不来，拿啥印？”
八哥笑了起来，“小孩哥，你准备啥时候去弄机器？我有钱，这些年挣的钱我都攒着呢！”
陈之安嬉笑的问道：“你当真要玩？”
“玩？我准备把印钞票当成我后半生的事业来做。”
陈之安叹了口气，“唉……行吧！还得在等等，等全面放开了再说，现在连租个厂房和机器都买不到。”
八哥瞪大了眼睛，“小孩哥，咱们印的是钞票，应该在某个山沟沟，偷偷摸摸的印。”
“不怕，等时候到了开个印刷厂印就是了，多大点事。”
八哥思索了一下，“哎呀妈呀！还得是小孩哥，我懂了，大隐隐于市，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陈之安咧了咧嘴，“还有事吗？没事，我回去上班了。”
八哥摇着头，“小孩哥没事了，你好好上班，我等你消息。”
陈之安晃晃悠悠的走回印刷车间，坐在椅子上发了会呆，找了个木板刻起了印板。
一连刻了几天，印板终于刻好，刷上油墨拿纸手工印了一下。
嗯……相当不错。
手艺又精进了，人物图案清晰，字迹清楚，面额巨大，市场前景广阔。
———————
1980年的春天，来得格外早。
刚进三月，京城就暖和起来了。街边的杨树冒了嫩芽，迎春花黄灿灿的开了一片，连风都带着暖意。
陈之安提着小丫头的被子送他去学校，一路上看见不少新鲜事。
学校外面多了几个卖早点的摊子，炸油条的、卖豆浆的、烙烧饼的，热气腾腾地冒着白烟。
卖东西的也不再像以前那样东张西望、小声招呼，而是敞开了嗓子喊：
“油条！刚出锅的油条！”
“豆浆！热豆浆！”
陈之安路过一个卖菜摊子，停下来看了看。
摊主是个五十来岁的老头，面前摆着几把青菜、一捆葱、几个萝卜。
旁边站着个中年妇女，正挑挑拣拣地跟他讲价。
“这萝卜怎么卖？”
“三分钱一斤。”
“太贵了，二分。”
“大姐，二分我进都进不来。三分已经很便宜了。”
两人讨价还价了半天，最后三分钱一斤成交。
陈之安看着，忍不住笑了。
这要在两年前，谁敢这么明目张胆地做买卖？
逮着了就是“投机倒把”，轻的游街批斗，重的判刑劳改。
现在，满大街都是。
像一夜之间冒出来的春笋，压都压不住。
路过原来海淀区革委会门口，他停了一下。
门开着，但里面静悄悄的。院子里长了些杂草，窗户上落满了灰。
门口的牌子早就摘了，墙上还留着个印子。
革委会。
那个曾经让无数人胆寒的名字，现在只剩下一块空印子。
他想起那些年被叫去“谈话”的人，想起那些戴着红袖章的人，想起那些批斗会上的口号。
现在，那些人呢？
不知道。
也没人在乎了。
回到干校门口，陈之安又愣了一下。
大门口那个熟悉的岗亭还在，但里面没人了。
部队的人走了。
那些穿着军装、端着枪、站得笔直的年轻士兵，都走了。
门口只剩一个老头，裹着一件旧棉袄，坐在岗亭旁边的凳子上晒太阳。
看见陈之安，他抬起眼皮，点了点头。
陈之安也点点头，走了进去。
干校里面也变了样。
西区工厂，原来的仪表厂，现在只留下空荡荡的厂房。
工委负责的农场现在被国营蔬菜公司接管。
弄了几几个大棚，原来养的猪和奶牛，现在扩大了规模，养猪的养猪，养鸡的养鸡，听说还引进了新品种。
只有校部这边，还保持着原来的样子。
家属区一排排平房，还是那些平房。几棵老槐树，还是那些老槐树。
但也没那么原来样了。
原来每天上班的人，现在少了一大半。落实政策的落实政策，调走的调走，退休的退休。
留下的，都是像陈之安这样，在干校待了十几年走不了的。
陈之安打开锁头，走进印刷车间，车间里静悄悄的，只有他一个人。
拿起扫帚，开始干活。
干了一会儿，又停下来，坐在椅子上发呆。
他想起那些年，干校里人来人往，有被送来改造的，有被平反接走的。
送走了一个又一个，蒋大炮、邋遢老头、老李、老王……
想起年前蒋大炮问他：“你恨不恨？”
他说不恨。
那是真话。
但有时候，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也会想：如果那些年没有那些事，他的人生会是什么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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