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对北伐之议的暧昧搁置，并未让风波平息，反而如同在看似平静的湖面下激起了更多潜流。这些潜流，正以各种方式，冲刷着陆铮苦心经营的川陕堤岸。
第一股暗流，来自朝廷的“关心”。 咸熙帝虽然搁置了北伐，但对陆铮“于川陕先行整备”的动向却异常关注。
不久，一道新的旨意抵达汉中，内容是“为协调北疆防务，共筹粮秣转运”，特派遣一位户部郎中与一位兵部职方司主事，组成“川陕甘边务咨议巡查使团”，不日将抵达汉中，“协助”总督府工作。
名义上是“协助”、“咨议”，实则是明目张胆的监察与制衡。使团首领，户部郎中郑元清，是钱谦益的门生；兵部那位主事，亦与江南勋贵有旧。来者不善。
消息传来，总督府内气氛微凝。史可法面带忧色：“来者必多掣肘，尤以钱粮审计为甚。我军械生产、军饷开支、屯田水利投入，皆需经其过目，恐生事端。”
陆铮却只是平静地吩咐：“按朝廷规制，准备迎接。一应账目，务必清晰合规，无懈可击。
他们要查，便让他们查个透彻。但龙安府核心匠坊、讲武堂机要课程、以及韩千山那边的往来，需做好隔离，非核心人员不得靠近。”
陆铮知道，这是皇帝对他“整备”动作不放心的直接体现。硬顶不明智，唯有以绝对的“合规”和表面的“透明”，来应对这种官面上的监督。真正的核心，必须藏在更深的地方。
第二股暗流，源于内部的细微裂痕。 “北伐”的高调提议与随之而来的朝廷压力，让川陕集团内部一些原本被强力压制或暂时隐藏的矛盾，有了冒头的迹象。
陕西巡抚傅宗龙那里传来了不那么和谐的声音。他虽未明言，但其麾下几位陕西籍官员私下议论，认为陆铮“好大喜功”，“为求不世之功，置川陕根基于险地”。
担忧一旦朝廷与陆铮矛盾激化，陕西会首当其冲，成为牺牲品。
甘肃的侯世禄，在接待了巡查使团先遣人员后，态度也似乎有些微妙的变化，对川陕的依赖虽未减少，但言语间多了几分对“朝廷法度”的强调。
甚至连川内，一些因新政利益受损、被韩千山清洗后残余的旧士绅家族，也似乎嗅到了某种机会，开始有流言在茶肆坊间悄悄传播，说什么“大将军一心北伐，恐耗尽川力，苦了百姓”，试图挑动民间对持续高强度的军事准备产生不满。
这些细微的变化，都被韩千山的情报网捕捉，呈报给陆铮。
第三股，也是最险恶的一股暗流，依旧来自江南。 沈万金在疯狂反扑。他不仅加大了政治攻讦和通敌暗示的力度，更在经济上发动了新一轮的绞杀。
他利用其庞大的商业网络和与沿海势力的勾结，开始大规模收购、囤积生丝、茶叶等川陕传统外销物资，人为制造稀缺，进一步压低收购价。
同时，他指使控制的钱庄，对任何被发现与“川陕商帮”有间接往来的商户，进行断贷和催收，试图从源头上掐断川陕的外部资金链和商品流通。
林汝元在扬州的告急文书几乎是一日一送，字里行间尽是焦灼：“……沈贼手段酷烈，商路几近断绝，商户破产者日众，人心惶惶……彼等更散布谣言，称大将军北伐必败，川陕将遭兵燹，致使江淮客商皆不敢与我往来……”
面对这三股从不同方向袭来的暗流，陆铮没有慌乱，而是展现出了惊人的耐心与精细的拆解手腕。
对于朝廷的巡查使团，他给予了最高规格但保持距离的接待。亲自接见，礼仪周到，但具体事务，全部交给史可法及布政使司、按察使司的官员去对接。
账目清晰如镜，汇报有条不紊，让一心想找茬的郑元清等人，如同老虎咬刺猬，无处下口，反而对川陕高效的行政和清晰的财政留下了深刻印象（尽管这印象可能让他们更加不安）。
对于内部的不谐之音，陆铮采取了区别对待。对傅宗龙，他亲自去信，坦诚交流，强调“北伐乃长远之图，当前首重仍是巩固根基，陕川唇齿相依，绝无独善其身之理”，并承诺在粮秣、商贸上给予陕西更多倾斜，安抚其情绪。
对侯世禄，则通过韩千山的人，点明巡查使团中亦有对甘肃“依赖川陕过甚”有微词者，暗示唯有紧密抱团，方能维护共同利益。
对于川内的流言，他授意史可法，组织各地官吏、乡绅，大力宣传去岁抵御清军、今春平定边患带来的安宁，以及新政带来的实际好处，用事实对冲谣言。
对于江南沈万金的疯狂反扑，陆铮终于决定不再隐忍。他召来韩千山，下达了关键指令。
“千山，是时候了。将我们掌握的，关于沈万金通过海路，向辽东输送违禁物资（药材、硫磺）的确凿证据，以及他与新任盐课提举张文翰勾结、操纵盐引、意图扰乱边防经济的部分证据，整理成册。”陆铮的语气冰冷，“不必直接呈送朝廷，那样动静太大，易被其反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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