队里决定成立专案组，赵大勇主动请缨。他们在13公里处增设了警示牌和测速仪，但事故仍在发生。每次都是单车事故，每次都有司机提到红色卡车，每次监控都拍不到那辆卡车的清晰影像。
赵大勇开始熬夜研究1999年的卷宗。在一个几乎被遗忘的附件里，他发现当年事故现场的照片中，有一张拍到了崖底远处——有一辆几乎与红色卡车一模一样的车辆，正驶离现场。
“当年可能有另一辆车。”赵大勇在专案组会议上说，“张建军也许是为了避让它才失控的。”
“十八年了，就算有，也找不到了。”队长摇头。
十一月初，李志强出院了。他找到赵大勇，说要再去一趟寒葱岭。
“我想知道真相。”李志强说，“为我爸，也为我自己。”
赵大勇本想拒绝，但看着李志强坚定的眼神，他同意了。
午夜时分，两人站在13公里处。寒风呼啸，月光惨白。李志强在父亲坠崖的地方放下了一束花。
“我爸是个好人，”李志强说，“他从不喝酒开车，那天是我生日，他答应带我进城买蛋糕。”
赵大勇突然想起什么：“当年的尸检报告说，张建军血液里有酒精。”
“他们搞错了，”李志强声音平静，“我爸对酒精过敏，一滴都不能沾。”
就在这时，远处传来引擎轰鸣。两人同时转头，看见一辆红色的老解放卡车正从弯道处疾驰而来——没有开车灯，驾驶室里空无一人。
卡车直冲他们而来，赵大勇本能地把李志强往后拉。但在最后一刻，卡车却诡异地转向，擦着他们冲过护栏，坠入悬崖——没有撞击声，没有坠落声，只有一片死寂。
赵大勇和李志强跑到崖边，用手电照下去——崖底空空如也，什么都没有。
第二天，赵大勇申请重新调查1999年的事故。在林业局的老档案室里，他发现了一份被遗忘的记录：1999年11月3日，也就是张建军出事那天，林业局有两辆红色解放卡车执行运输任务。一辆由张建军驾驶，坠崖焚毁；另一辆由副局长的小舅子驾驶，当晚返回，车辆严重受损，不久后被报废处理。
赵大勇找到当年的副局长，如今已退休在家的老人。在赵大勇出示证据后，老人终于坦白：那天晚上，他小舅子酒后驾驶另一辆红色卡车，在弯道处逆行，导致张建军紧急避让而坠崖。他们隐瞒了真相，伪造了记录。
“那辆车呢？”赵大勇问。
“报废了，拆解了。”老人说，“但听说，拆车厂老板偷偷把它修好，卖到了外地。”
赵大勇终于明白，所谓的“凶车”确实存在——那是一辆与张建军驾驶的卡车一模一样的车辆，仍在某条路上行驶。而寒葱岭上的“鬼车”，或许是枉死者不甘的冤魂，年复一年地重现着当年的悲剧；又或许是所有知情者内心罪疚的投射，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化作集体幻觉。
他没有把真相告诉李志强。有些时候，真相并不能带来解脱。
2008年冬末，赵大勇即将退休。他最后一次巡逻寒葱岭，在13公里处停车。夕阳西下，整条路被染成血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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