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二年的荣军院，墙上的标语已开始褪色，院里那棵老槐树却愈发茂盛。大周坐在树下的轮椅上，眯着眼看枝叶间的光斑。他左腿的裤管空荡荡卷到大腿根，右手少了三根指头，只有食指和拇指还能夹住烟。
护士小刘过来送药时，闻到他身上浓重的烟味，皱眉道：“周大哥，你又抽这么多烟，对身体不好。”
大周咧嘴一笑，露出被烟熏黄的牙齿：“不是一个人抽，王胜利那小子也来劲儿，一口气能抽半根。”
小刘手一抖，药盘里的水杯晃了晃。她四下张望，院里除了几个晒太阳的伤残兵，再无他人。
“王胜利……不是已经……”小刘咽了口唾沫。
“死了，我知道。”大周深吸一口烟，缓缓吐出，“可他就在这儿，刚还跟我抱怨你给的药太苦。”
小刘匆匆放下药，几乎是逃回了医务室。
大周看着身旁空荡荡的石凳，轻声说：“你看，又把人家姑娘吓着了。”
石凳上，一片槐树叶无风自动，轻轻旋转。
大周是1979年5月被送到这座东北荣军院的。他所属的部队在凉山战役中遭遇顽强抵抗，整个连队打得只剩十七人。王胜利是为了掩护他而死的——一枚手榴弹扔过来，王胜利扑在他身上，自己的腹部却被弹片划开，肠子流了一地。
“疼死老子了，”这是王胜利临终前说的话，“回去记得请我喝酒啊，大周。”
大周没能请他喝酒，只带回了他的遗物：一枚褪色的毛主席像章，一个写满电话号码的小本子，还有他未婚妻的照片。
荣军院的夜晚总是来得很早。熄灯号响过后，大周躺在床上，听着隔壁房间李瘸子的鼾声，还有对面床赵瞎子梦里磨牙的声音。月光从窗户斜射进来，在地上拉出长长的影子。
“大周，睡了吗？”
声音从床边传来，再熟悉不过。
大周转过头，王胜利就坐在那把旧木椅上，穿着那身洗得发白的军装，只是腹部一片暗红。
“你不来我都要睡了。”大周摸出枕头下的烟，递过去一根，“今天怎么这么晚？”
“路上不好走。”王胜利接过烟，凑近大周划着的火柴，深吸一口，却没有烟雾吐出，“妈的，这伤一到阴雨天就疼。”
大周嗅到了那股熟悉的汗味和血腥味，混合着泥土和火药的气息。这不是幻觉，他告诉自己，王胜利真的在这里。
“医生说你是我幻想出来的。”大周说。
王胜利嗤笑一声：“那帮庸医懂个屁。我在那边听说你能看见我们，就赶紧过来了。好歹得有个说话的人。”
“那边……怎么样？”
“冷。”王胜利言简意赅，“比长白山的冬天还冷。”
两人沉默地抽着烟。窗外，远处火车汽笛长鸣，惊起几只夜鸟。
“小芳结婚了。”大周突然说。
王胜利的动作停顿了一下：“我知道。”
“你知道了？”
“她来我坟前说过。”王胜利的声音很平静，“嫁了个工人，挺好。总比等着一个死人强。”
大周想起王胜利牺牲前夜，拿出未婚妻的照片看了又看，说回去就办婚事。
“我对不起你，要不是为了救我……”大周的声音哽咽了。
“少来这套，”王胜利打断他，“换了你，你也会这么做。”
一根烟抽完了，王胜利的身影开始变淡。
“明天给我带瓶二锅头吧，”他说，“光抽烟没劲儿。”
“医生不让我喝酒。”
“又不是让你喝，是给我喝！”王胜利的身影已经完全消失了，只有声音还在空气中回荡，“记得啊，二锅头……”
荣军院的张医生认为大周出现了典型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
“战场上回来的很多士兵都有类似问题，”他在病历上写着，“幻视、幻听、幻嗅，都是心理创伤的外在表现。”
大周争辩道：“王胜利真的在！我还能闻到他身上的味儿！”
“那是你记忆中的味道，大脑在极度压力下会强化某些感官记忆。”张医生推了推眼镜，“下周开始，我们尝试新的治疗方法。”
新疗法包括电击和药物注射，让大周头晕目眩，几天都提不起精神。
“那医生想弄死我。”一天夜里，大周对王胜利抱怨。
王胜利的身影比往常模糊了些：“他在驱赶你。他们不相信我们能通话，这是禁忌。”
“为什么？”
“活人与死人的界限不能随意跨越，这是规矩。”王胜利说，“但你不一样，你半只脚已经在咱们这边了。”
大周看了看自己空荡荡的裤管。
那晚，王胜利讲了许多“那边”的事。他说牺牲的战士们都在那里，还在训练、站岗，仿佛战争从未结束。他说有些烈士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还在战场上徘徊；有些则固执地要回家看看，却总是在半途迷路。
“老连长也在，”王胜利说，“他问你怎么还不来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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