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四年深秋，我们东北那地方已经飘过几场雪。黑龙江畔的芦苇荡一片枯黄，风一吹，哗啦啦响得像万千冤魂在低语。那年我十六岁，家住在一个离县城五十多里的屯子，屯后是连绵不绝的老林子，屯前是缓缓流淌的呼玛河。
事情发生在一个霜冻的夜晚。
那天清晨，我被母亲一声尖叫惊醒。冲进妹妹小芳的房间，看见她坐在炕上，摸着脑袋呜呜地哭。母亲站在炕边，手里拿着木梳，浑身发抖。
“鬼剃头...”母亲喃喃道。
小芳头顶上，赫然出现三块铜钱大小的秃斑，光滑得像是用剃刀精心刮过，呈完美的圆形，均匀分布在头顶中央。秃斑处的头皮泛着不自然的白光，竟连一根毛囊都看不见。
父亲阴沉着脸，请来了屯里的赤脚医生刘大夫。刘大夫推了推眼镜，仔细检查了小芳的头皮，摇摇头：“怪了，这不是普通的斑秃，边缘太整齐了。”
“是鬼剃头，”奶奶拄着拐杖站在门口，她的脸皱得像颗核桃，“我小时候见过一回，那是得罪了黄大仙。”
小芳哭得更凶了。我搂住她颤抖的肩膀，感觉她瘦小的身子像片风中的叶子。
奶奶开始在屋里烧纸钱，烟气缭绕中，她喃喃念着无人能懂的咒语。母亲从柜子里翻出一块红布，剪成三条，系在小芳的床头。父亲则闷声不响地在门窗上挂了大蒜和剪刀。
东北的冬天黑得早，那天晚上，我们全家早早就寝，但没人真正睡着。
约莫子夜时分，我听见了一阵细微的声响——窸窸窣窣，像是有人在轻轻抓挠什么。声音来自小芳的房间。我屏住呼吸，赤脚跳下炕，悄悄推开她的房门。
月光从结了霜的窗户透进来，照在炕上。小芳睡得正熟，而就在她的枕边，一个巴掌大的黑影快速掠过，钻进了炕席的缝隙里。
我心跳如鼓，点上煤油灯，仔细检查小芳的头发。就在她头顶另一处，又出现了一块新的秃斑，同样是完美的圆形。
“是老鼠。”我第二天早餐时说。
父亲皱起眉头：“老鼠啃头发？”
“我亲眼看见的，一个小黑影。”
奶奶摇头：“老鼠啃不出那么圆的形状。”
尽管如此，父亲还是从邻居家借来一只大花猫，放在小芳房里。又去镇上买了老鼠药和粘鼠板。但接连三天，小芳头上的秃斑仍在增加，现在已经有了七块。她不敢出门，整天裹着头巾，以泪洗面。
屯里流言四起。有人说小芳是撞邪了，有人说我们家祖上做了缺德事，报应在了孩子身上。就连学校里的孩子看见我，也都躲得远远的。
父亲终于坐不住了，他套上马车，去了三十里外的鄂伦春族聚居地，请来了老萨满巴尔达。
巴尔达年近古稀，脸上刺着部族图腾，腰间挂着一串熊牙和铜铃。他在小芳房里转了一圈，鼻子抽动着，像是在嗅着什么无形的气息。
“不是黄大仙，”他沙哑地说，“是‘食发鼠’，一种快成精的老鼠。它们只在最冷的年头出现，专吃处女头发。但它们通常不会留下这么规则的形状...”
巴尔达做了一场法事，在房间四角撒上特制的药粉，又挂了一个狼牙雕刻的护身符。那晚，小芳房里的窸窣声确实消失了。
我们以为事情就这么结束了。
然而第五天清晨，小芳的哭声再次撕裂了黎明。她的头顶，几乎整个后半部分都秃了，形状却依然是一个完美的半圆。
奶奶的脸色变得惨白：“这不是普通的食发鼠，这是有人做法害我们家！”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东北农村，封建迷信依然根深蒂固。人们相信山精野怪，也相信巫蛊诅咒。奶奶的话像一把冰锥，刺进了每个人的心里。
谁会对我们家下此毒手？
父亲想起了三年前去世的爷爷，他曾是屯里有名的猎手，杀死过无数野兽，包括一头几乎成精的白狼。据说那白狼已修炼百年，皮毛如雪，眼如红宝石。爷爷枪法精准，一枪毙命，剥下的皮卖了大价钱，却也因此一病不起，半年后就走了。
“是白狼的报复。”奶奶断定。
于是父亲带着厚礼，请巴尔达带领我们进山祭拜白狼之灵。那是一个零下二十多度的早晨，我们深一脚浅一脚走在齐膝的雪地里，终于在一处山洞前停了下来。
巴尔达击鼓吟唱，父亲跪在雪地里磕头，我和母亲扶着几乎走不动路的小芳。寒风如刀，刮在脸上生疼。我看着小芳苍白的小脸和裹得严严实实的头巾，心里涌起一阵酸楚。我可怜的妹妹，她才十四岁，为什么要承受这些？
祭拜回来后，小芳的头发似乎停止脱落了。我们都松了口气，以为灾难已经过去。
然而一周后的午夜，我被一阵尖锐的哭叫声惊醒。冲进小芳房间，只见她坐在炕上，手里紧紧攥着什么。煤油灯下，她的脸上满是泪痕。
“哥，我抓到了...”她摊开手掌，里面是一只已经断气的小老鼠，灰黑色皮毛，尾巴细长，与寻常家鼠无异。但奇怪的是，这老鼠的牙齿在灯光下竟闪着金属般的光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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