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里的东北，能冻裂石头。我从哈尔滨挤上这趟开往满洲里的绿皮车，像一颗被塞进沙丁鱼罐头的冰碴子。车厢里，汗臭、烟臭、裹脚布的酸臭，还有劣质烧酒的气味搅和在一起，结成一层浑浊油腻的雾，糊在结了霜花的玻璃上。硬座车厢里，人挨人，人挤人，喘口大气都怕把前面人的棉袄吸进肺里。
我的位置靠过道，对面是个头发花白的老头，裹着件油光锃亮的羊皮袄，一口接一口嘬着卷烟，烟雾把他那张沟壑纵横的脸熏得更加模糊。他旁边是个年轻母亲，抱着个襁褓，孩子睡得并不安稳，偶尔发出小猫一样的呜咽。夜深了，车轮碾压铁轨发出单调的“哐当”声，像永无止境的催眠曲，大部分乘客都东倒西歪地睡去，只有少数几个还在强打精神，守着脚下那点可怜的行李。
约莫是后半夜，车厢连接处那扇破门“咣当”一声被风撞开，一股能剐掉人鼻子的寒气猛地灌进来，激得几个迷糊的乘客一哆嗦。就在那风里，悄没声地，走进来一个列车员。
他个子不高，身子骨看着单薄，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甚至有些地方已经泛黄的旧路服，那款式，是老早以前的样式，领口紧束，肩线硬挺，像是五六十年代电影里的行头。他戴着一顶同样陈旧的制服帽，帽檐压得很低，脸上像是蒙了一层磨砂玻璃，看不真切五官，只有个模糊的轮廓，走在明明灭灭的灯光下，像一道飘忽的影子。
他手里拿着一把长柄笤帚，开始默默地扫地。笤帚划过粘着痰渍、瓜子皮和烟灰的地板，发出“沙……沙……”的声响，那声音干涩，空洞，听得人心里头发毛。他扫得极其仔细，连座位底下的缝隙都不放过，但动作却又轻飘飘的，带不起一丝尘土。
扫到我脚边时，我下意识地把脚缩了缩。他停了一下，没有抬头，然后继续向前扫。我注意到他那双握着笤帚的手，干瘦，指节粗大，肤色是一种不正常的青白。
过了一会儿，他又开始查票。不是挨个推醒乘客，而是就着昏暗的光线，默默地看那些被乘客捏在手里、或者放在小桌板上的车票。他走到我对面那老头的座位旁，停下脚步，低头看着老头攥在手里的票。
老头似乎根本没睡，他抬起眼皮，浑浊的眼珠在帽檐下的阴影里闪了一下，喉结滚动，像是想说什么，但最终只是把票攥得更紧了些。那模糊的列车员停留了大约十几秒，然后无声地移开了。
我对这诡异的沉默感到一种莫名的不安，在他经过我身边时，我鼓起勇气，压低声音问：“同志，到昂昂溪还得多久？”
他没有回答。甚至连停顿都没有。就好像我的声音落进了棉花堆里，或者，被他周身那股无形的寒气给冻住了。他只是继续向前，像个设定好程序的机器，执行着扫地、看票这两项单调的指令。
我心里头那点不安开始放大，变成了一种细密的恐慌。我盯着他的背影，看着他走到车厢尽头。那里是冰冷的、糊满厚厚霜花的板壁，连接着下一节车厢的门紧闭着。
然后，让我头皮炸开的一幕发生了。
他没有伸手去拉门，也没有丝毫减速，就那样直挺挺地、轻飘飘地，朝着那结实的、挂着霜花的板壁走了过去。就像一滴水渗进干燥的泥土，他的身体，连同那身旧路服和那把笤帚，毫无阻碍地融入了板壁，瞬间消失不见。车厢尽头，只剩下那面覆盖着肮脏霜花的板壁，和头顶那盏滋滋作响、忽明忽暗的灯泡。
我猛地站了起来，心脏擂鼓一样狂跳，冷汗瞬间湿透了衬衣。我环顾四周，大部分乘客仍在沉睡，只有旁边座位一个戴眼镜的中年人似乎也被惊醒，正惊恐地瞪大眼睛，看着那空无一人的车厢尽头。
“鬼……鬼啊……”他嘴唇哆嗦着，声音像被掐住了脖子。
这一声低呼，惊动了对面的老头。他缓缓抬起头，深陷的眼窝里目光锐利得像鹰。他看了一眼车厢尽头，又看了看我和那个吓坏的中年人，脸上没有任何惊讶的表情，只有一种深不见底的疲惫和悲凉。
“别嚷嚷，”老头的声音沙哑，像生锈的铁片摩擦，“他不是恶鬼。”
“那他……他是什么？”我颤声问，感觉牙齿都在打架。
老头摸出烟袋，又卷了一支，火柴“刺啦”一声划亮，映亮了他沧桑的脸。“坐稳了，娃娃，”他吐出一口浓烟，“那是咱这趟车的老伙计了……一个回不了家的魂。”
窗外是墨一般化不开的东北黑夜，远处有零星的灯火像鬼火一样飘过。车轮声依旧“哐当哐当”，但在这一刻，却仿佛带着某种沉重的韵律，敲打着每个人的神经。
“那是五几年的事儿了，具体哪年，记不清了，反正是闹土匪最凶的那阵子。”老乘务员，他让我叫他老李头，开始了他的讲述，声音低沉，被烟熏得愈发嘶哑。“那时候，这铁轨沿线不太平，‘胡子’（土匪）嚣张得很，专门扒火车，抢国家物资。车上押运的，都是真枪实弹的铁道兵和咱们的列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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