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番狠狠惩戒了朱纯臣，一举收回近两万顷上等良田，朱由检总算痛痛快快出了胸中一口恶气。更令他欣慰的是，此番处置完全合乎法理，任谁也挑不出错处。
成国公府上的豪奴竟敢公然冲撞圣驾、行同谋逆，这本就是十恶不赦的死罪。皇帝仅是将其非法侵占的田产尽数充公，念在其祖上功勋，仍将钦赐的祖产留予成国公一脉延续香火，已是格外开恩、仁至义尽。这几日，满朝文武呈递的奏本中，无不是一片颂扬陛下英明仁德之声。
这些重归国有的田地，对如今捉襟见肘的大明朝廷而言，无疑是雪中送炭。凭借这些土地，朱由检又能安置数万乃至数十万流离失所的百姓。然而，令他深感无力的是，崇祯年间的流民竟如同开了闸的洪水，源源不绝，永无止境。
自崇祯二年起，直至如今的崇祯五年初，他殚精竭虑，已累计安置灾民、流民逾百万之众。可各地涌向京畿及各安置点的流民数量却未见丝毫减少，反而仿佛无穷无尽。这残酷的现实，甚至让他产生一种错觉：莫非这煌煌大明，早已没了安分守土的顺民，只剩下流民、流民，还是铺天盖地的流民？
朱由检用力揉着阵阵刺痛的太阳穴。这头痛的毛病，自他来到这个时代便如影随形。初时不过旬月偶发一回，尚可忍耐。如今却愈发猖獗，发作得越来越频繁，疼痛也一次比一次剧烈。
但他不能停歇，哪怕片刻。这个庞大的帝国早已千疮百孔，处处都窟窿，处处都是火山。奏疏永远批不完，每一份都代表着一起灾荒、一场兵变、或是一处民怨。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在这风雨飘摇的末世，你若不去主动解决麻烦，那么麻烦很快就会以更凶猛的方式找上门来。
朱由检揉着发痛的额头，目光死死盯在驿站改革的奏章上。这积弊如山、刻不容缓的难题，分明已到了火烧眉毛的境地。他实在难以理解，大明前几任天子究竟在做些什么？如此明显、关乎国脉的弊政，他们难道真看不见吗？
或许，他们是真看不见。
一个沉迷丹鼎之术、以求长生；一个数十年倦于朝政、深居内宫；一个流连后宫、彻夜宣淫；又一个终日醉心刀锯斧凿、雕琢木器……
想到此处，朱由检几乎气得笑出声来。荒唐，何其荒唐！一代又一代，竟是比着赛似的荒唐，一个较一个离谱，一个较一个昏聩！他们坐在这个位置上，却任由帝国的血脉一点点阻塞、腐坏，直至今日千疮百孔，危机四伏。
“至少……还是有好消息的。”朱由检喃喃自语。
孙传庭呈上的奏本。字里行间，那位远在地方的大臣正以铁腕手段清理皇庄：贪腐之辈已被锁拿送入刑部大牢，待候严惩；所能追回的田产皆已登记在册。据他估算，今年仅此一项便可为他追回三十二万两例银。
更令朱由检动容的是奏疏末尾那近乎誓言的血性之辞——孙传庭坦言剩余田产追回阻力巨大，但他立誓，纵然拼上性命，也定要为皇上将这些被侵吞的国土一寸不少地夺回来！
望着这封字字沉甸、句句滚烫的奏疏，朱由检沉默了。
自己的臣子尚未放弃，仍在泥泞中竭力前行，他这个皇帝，又怎能先一步倒下？
为了这些忠贞之士，更为了天下那些无立锥之地、苦苦挣扎的黎民百姓，他必须振作起来。
崇祯五年八月初，乾清宫内传出旨意，震动朝野：
第一，革除旧制，统归内廷。
所有驿站不再由地方管辖，即日起划归皇帝直领，一应人事、钱粮、调度皆由中枢统管。
第二，明定章程，官民分价。
驿站即行收费之制：百姓寄送信件物品，每里五厘，十里起步无费用；商贾每人每里一文，货物每斤/每件，每里二文，十里起步计费十文。严禁官员私用驿传，所有既往勘合、火牌一律作废，不得作为凭据。加急文书皆由锦衣卫传递。
第三，官员使用，严规重费。
官员因公务需用驿站者，每里收费五十文，十里起步价为一钱银子，均需预先缴足银钱、事后核销。所用之人须持任命文书或公文至御前核准，方可使用。
第四，新设衙署，专责稽察。
设立“驿站管理处”，由皇帝钦点主事官员，锦衣卫协同分巡各地，严查私用、贪占、违例等情，一经发现，即行拿问。
第五，分地推行，以观后效。
上述诸项改革，暂于山西、陕西、甘肃、北直隶、山东等地试行，以三年为期，若确有成效，再推及全国。
这道看似石破天惊的诏令颁布之初，并未在朝堂掀起太大波澜。百官私下议论，无非又是雷声大雨点小的老套路——驿站积弊如山，盘根错节，哪是皇帝一纸诏书就能轻易撼动的？天下驿站多如牛毛，每五里一“站”、十里一“驿”，星罗棋布，皇帝就算有三头六臂，又能派得出多少人去管？
然而，众人很快便发现，这一次，朱由检是动了真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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