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六年七月末,紫禁城连颁两道圣旨,在朝野内外引发巨大波澜。
“奉天承运皇帝,制曰:”
“津门、金州,乃畿辅与辽东锁钥。兹旨,于天津卫、金州卫分设天津港、金州港,开海通商,允准万国商船停泊贸易,以通有无,以裕国课。”
“特设海关部,总辖两港税饷征收、船舶稽查及一切通商事宜。其下设左、右侍郎,分理各项庶务。”
“另,为妥善应对对外交涉,管理各国使节、处理藩邦事务,特设外事部,总揽一切对外联络、交涉、礼仪之事。其下设左、右侍郎,协理部务。”
“自此,六部之制更易,增海关、外事二部,并为八部。钦此。”
这两道圣旨的颁布,意义极其深远。它不仅正式在帝国北方打开了两个重要的海上窗口,更从国家制度层面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将延续数百年的六部制度,变革为八部。
朝野上下为此震动不已。支持者盛赞陛下英明,开创之举足以富国强兵;反对者则忧心忡忡,抨击此举“变更祖制,轻启边衅”,恐带来未知风险。
崇祯六年八月,设立海关、外事二部的圣旨虽已颁下,但朱由检却对着几乎空置的衙门发愁——他急需能担起这两个新部门重任的才俊。缺乏熟悉洋务、精通贸易的干才,成了推行新政的最大瓶颈。
无奈之下,朱由检决定写信求援。他亲笔写下数封密信,分别发往陕西、河南、辽东及蓟镇,向李邦华、孙传庭、袁崇焕、孙承宗这四位他最倚重的督抚重臣求助,恳请他们不拘一格,推荐可堪大用的务实人才。
至八月十日,回信陆续送达御前。
陕西巡抚李邦华的回信最先抵达。他在信中力荐两人:一为现任延绥巡抚洪承畴,赞其“沉毅多谋,能任繁剧”;一为青年官员左懋第,称其“清刚敏达,留心经济”,是可造之材。
蓟辽总督孙承宗的推荐则颇具胆识,他举荐了三位:其一是追随他多年、以忠勇实干着称的鹿善继;其二是精通军事、曾着有《武备志》的奇才茅元仪;最令人意外的,是他竟推荐了镇守辽东的大将祖大寿,称其“虽为武弁,然通晓边情,果决有胆略”,或可在外事上有所作为。
辽东督师袁崇焕的推荐较为精简,他大力保举现任贵州巡按的傅宗龙,评价其“饶有兵略,性刚直,可当大任”。
河南孙传庭的回信稍晚,但也郑重推荐了一人——现任山海关监军道杨嗣昌,称其“机辩敏达,深谙谋略”,是处理复杂局面的难得人选。
朱由检此刻求贤若渴,根本无心挑三拣四。他当机立断,连发数道紧急圣旨,以最快速度将洪承畴、左懋第、鹿善继、茅元仪、傅宗龙、杨嗣昌全部召入京师。
八月二十日,乾清宫内。这六位或封疆大吏、或名声在外的能臣干吏,肃立于御阶之下,气氛庄重而略带紧张。他们彼此或许闻名已久,但如此齐聚天颜面前,尚属首次。
朱由检没有多余的寒暄,目光扫过眼前这些他寄予厚望的臣子,开门见山:“今日召诸位爱卿前来,非为虚礼。朝廷新设海关、外事二部,百事待举,正是用人之际。朕深知诸位皆乃实干之才,故欲听听尔等肺腑之言。”
他顿了顿,加重了语气:“今日殿内,务须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有何富国强兵、兴利除弊的良策方略,对于如何管理新设之部、开拓全新局面,有何具体想法?以及——尔等自认为最适合担任何职?是海关,还是外事?是尚书,还是侍郎?并陈述缘由,为何非你不可?”
这番极其直白、甚至有些打破常规的垂询,让殿下六人心中皆是一震。陛下这是要他们抛开谦逊客套,直陈己见,甚至毛遂自荐!
朱由检的话音落下,乾清宫内陷入片刻沉寂,只闻殿外隐约的风声。这六位臣子皆非庸碌之辈,迅速压下心中惊诧,开始凝神思索。
片刻后,年纪最长、资历最深的洪承畴率先出列,躬身道:“陛下,臣以为,海关之设,首重厘清税制、杜塞贪渎。当仿唐宋市舶司旧制,结合西人之法,订立明晰则例,刊发天下,使商贾知所适从。同时,需设独立稽查之员,直属海关部,严防胥吏中饱私囊。臣历任地方,于钱粮刑名略有心得,若蒙陛下不弃,愿效力于海关部,任左侍郎之职,为陛下掌此税钥,必使涓滴归公!”他言辞恳切,思路清晰,直指海关核心——税收与廉政。
紧接着,年轻的左懋第昂然出列,声音清朗:“陛下!臣以为外事之责,在于不卑不亢,维护国体。与西人交涉,需熟知其律法、习俗乃至各国之恩怨情仇,方能应对得当。臣愿潜心钻研西学夷情,于外事部中担任具体事务。臣年轻资浅,不敢妄求侍郎之位,但求一主事之职,必以赤诚之心,据理力争,绝不使天朝威严有损!”他目标明确,姿态放得低,却充满锐气。
随后,鹿善继沉稳开口:“陛下,海关、外事皆为新政前沿,必引朝野瞩目,亦必遭守旧之言官攻讦。臣以为,稳字当头。需一老成持重之人,协调各方,化解非难,确保新政能推行无阻。臣蒙孙督师荐举,深感惶恐,若陛下认为臣可,愿于两部之中任一侍郎位,专司与朝中各部沟通协调,为新政保驾护航。”他更侧重于处理内部关系,为新政扫清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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