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端坐在上的朱至澍，闻言非但不怒，反而得意地笑了起来，仿佛听到了什么有趣的笑话。
他抚摸着身上光滑的绸缎，慢条斯理地说道：“朕？朕乃是天命所归！朱由检小儿，昏聩无能，不敬祖宗，不恤民力，宠信奸佞，更重用女流，败坏朝纲！致使天怒人怨，四海鼎沸！朕不过是顺天应人，拨乱反正，拿回本就该属于朕的东西而已！他才是那个逆天而行的蠢货！”
“逆贼！安敢妄言天命！”倪元璐气得双目赤红，奋力挣扎，绑绳深勒入腕，“当今天子自登基以来，宵衣旰食，呕心沥血，清丈田亩，整顿吏治，开源节流，所作所为皆为江山社稷！为这天下黎民！此乃中兴之兆！你这蛀虫，只知盘剥百姓、肥己营私，也配妄称天命？也配与陛下相提并论？！我倪元璐今日纵然一死，也绝不向你这等国贼屈膝！”
崇祯九年一月，孙传庭督师进剿奢安之乱残留的顽寇。战事本应如秋风扫落叶，迅速平定。然而，一股诡异的不安却逐渐在他心头萦绕——问题并非出在前线的叛军身上，他们已难成气候；问题出在他的命脉，那条蜿蜒于川蜀险峻山道之上的粮道。
蹊跷的是，并无任何叛军袭扰运粮队伍的军报传来。他的粮草供应，是在一片诡异的“平静”中，自己慢慢“消瘦”下去的。送达的粮秣，数量在不易察觉地逐次减少，如同一个悄无声息失血的伤口。更令人愤懑的是，那好不容易运抵的粮食，竟有半数或是霉变发黑，散发着腐臭，或是掺杂了大量沙土碎石，简直不堪食用。
这种手段，阴损而刁钻，非莽夫所为。若换做个粗枝大叶的将领，或许会被这温水煮青蛙的方式蒙蔽，只当是路途损耗或地方办理不力。但孙传庭是何等人物？他心细如发，对兵饷粮秣之事尤为敏感，每一笔收支都经过他亲自核算。
起初，他强压怒火，以为仅是地方官吏懈怠或途中保管不善所致的意外，连发数道严令斥责催办。然而，情况非但未见好转，反而愈演愈烈。
直至崇祯九年五月，凛冬已至，军中存粮日渐消耗，而后续补给却如断了线的珠子，稀稀拉拉，且多半无法使用。孙传庭再次核对账簿，一个冰冷的数字刺入他的眼帘：抵达军营的粮草总量，较之原定数额，已锐减将近一半！
帐外寒风呼啸，帐内，孙传庭的脸色比帐外的天气还要冰冷。这绝非意外，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阴谋！一股寒意从他脊背升起——敌人不在前方山野，而在身后，在那看似平静的州府衙门、转运枢纽之中。有人正用这种阴毒的方式，掐着他的咽喉，要将他这三万大军，不动刀兵地困死、饿死在蜀地的群山之间！
他与新任巡抚倪元璐共事时间虽不长，却深知此人秉性。倪元璐或许固执，或许在政见上与自己有所分歧，但其人品刚正不阿，公私分明，绝非行此卑劣手段之人。即便他孙传庭当真开罪了倪元璐，对方也只会堂堂正正地在奏章上参他一本，绝不会用这等断送三万大军粮草、自毁长城的下作伎俩。
“若非玉汝，那会是谁？”孙传庭立于军帐之外，望着连绵的群山，眉头紧锁，“谁能有如此大的能量，竟能无声无息地扼住我军粮道，让各地粮台、转运使皆听其号令？”
这股力量，能渗透进后勤体系的各个环节，能量之大，心思之毒，令人不寒而栗。这绝非寻常地方官吏或残匪所能为之，背后必然隐藏着一个权势熏天、且对他孙传庭乃至朝廷充满恶意的黑手。
他的猜测很快得到了更恶劣的印证。
当孙传庭决意暂缓剿匪，先行班师回成都府理清乱局时，大军行至一处关隘，竟被守关的官军拦下了去路！
“总督大人请留步！”守关将领神色慌张，硬着头皮上前阻拦。
孙传庭面色一沉：“本督奉旨督师四川，境内何处去不得？为何阻我大军去路？”
那将领额角渗出冷汗，眼神躲闪，抱拳躬身，话语间满是迟疑与惶恐：“这…这个…上官有令…还请总督大人…暂驻军于此地…末将…末将也是奉命行事…”
“上官？哪个上官？！奉的是谁的令？！”孙传庭厉声追问，仿佛要刺穿对方的内心。
那守将却支支吾吾，涨红了脸，再也说不出一句整话，只是反复道：“大人恕罪…末将…末将实在不知详情…只是军令难违…”
孙传庭的心彻底沉了下去。不仅粮道被断，如今连他这统兵大将的行动都被限制了！对方不仅能量巨大，而且已经公然撕破脸皮，不再掩饰其对抗朝廷、囚禁钦差的意图！
崇祯九年四月，川陕交界处定军山附近，却压不住东路军中昂扬的士气。石柱总兵、都督佥事秦良玉所部，在陕西三边巡抚李邦华及陕西总兵、卫指挥使周文郁的密切协作战下，历经苦战，终于将为祸川陕边境数十年的巨寇“摇黄十三家”彻底剿灭。捷报传开，军心大振，百姓箪食壶浆以迎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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