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满清铁蹄之下苟活的辽东汉民，其苦难深重，远非关内民众所能想象。八旗制度本质是一部高效的战争机器，其成员不事生产，所有的供给与享乐，都建立在压榨和奴役汉民的基础之上。
更令人发指的是，努尔哈赤时代确立、并由皇太极继承的野蛮惯例，赋予了满洲贵族近乎无限的权力。
他们可以随意闯入任何汉人家庭，索取钱粮，征用劳役，甚至……“玩乐”。至于这“玩乐”的对象，是那户人家的母亲、姐姐、妹妹，还是妻子、儿媳，全凭闯入的满洲“老爷”一时兴起。
法律、道德、人伦，在绝对的暴力面前，荡然无存。辽民的尊严与家庭，如同草芥，被肆意践踏。
因此，当大明王朝以雷霆万钧之势重返辽东，在辽南建立起稳固的堡垒，并传来“督师袁崇焕广纳流民”、“知府阎应元编户安民”的消息时，这束光芒，穿透了沉重的黑暗，点燃了无数辽民心中几乎熄灭的希望之火。
跑！必须跑！
这个念头如同野火，在受尽屈辱的辽民心中蔓延。无论是为了生存，为了尊严，还是为了最基本的伦理人常，他们都必须逃离这片浸透血泪的土地，奔向南方那代表着王化与秩序的明军控制区。
然而，盛京皇宫里的统治者们，会坐视自己统治的基础——这些被视作财产和奴役对象的汉民——大规模逃亡吗？
答案，是冷酷而血腥的否定。
对于刚刚经历权力更迭、内忧外患的多尔衮和幼主福海而言，辽民不仅是劳动力、税源，更是维系八旗特权和战争能力的根本。人口的流失，等同于国力的衰退，是比军事失利更为致命的威胁。
“逃人”，成为了盛京朝廷最为敏感和残酷的议题。
一道冰冷的政令，迅速从盛京发出，传遍辽东：“凡有逃人，一经抓获，立斩不赦，以儆效尤！其邻里、亲族，知情不报者，连坐！举村逃亡者，举村屠灭！”
这道命令反过来说就是，“大家一起跑！”
于是，整村整村的汉人趁着那些“主子”们睡着的时候，喝醉的时候，小解的时候，甚至是出恭的时候动手杀了他们。
崇祯十七年，辽东，大凌河城外。
初冬的寒风已掠过辽西走廊，但冻土之下，正酝酿着一场关乎国运的生机。关宁总兵吴三桂陪同新任辽东巡抚阎应元，策马巡视着城外那片已被平整完成的广袤土地。
马蹄踏过翻垦过的黝黑泥土，阎应元俯身抓起一把冻土，在手中捻开，目光沉静而坚定。
“长伯兄，”他对着身旁的吴三桂说道，“你看这片地。来年开春，送来的那些黑麦种子，就要撒在这里。”
他直起身，望向远方，仿佛已经看到了金色的麦浪：“届时，收获的麦子不仅能充作军粮，更可效仿西法，就地设坊，烘烤成面包。这，便是陛下与督师所谋的辽东战略第一步——‘自给自足’！”
这一步，意义非凡。它意味着大明在辽东的存在，将从依赖关内输血的“军事据点”，转型为具备自我造血能力的“永久统治”。
当然，即便来年天时不济，耕种未能立见成效，辽东的底气也依然雄厚。在过去一年里，朱由检以惊人的魄力与财力，已向辽东先后输送了三批巨量粮草。每一批，都足以支撑十万大军一年之需。
如今，这三批总计可供十万大军支用三年的粮秣——那堆积如山的米麦豆料，正被妥帖地储藏于大凌河城、营口、耀州等地深挖加固、阴凉通风的巨型仓廪与地窖之中。这些沉默的储备，是辽东将士敢于在敌境前沿扎根的胆魄，是袁崇焕能够从容布局、不求速胜的资本。
就在吴三桂正欲感慨陛下深谋远虑之时，一骑快马踏碎田埂的宁静，他麾下的哨骑飞驰而至，滚鞍下马，声音因急促而带着嘶哑：
“将军！府台大人！广宁方向有变！”
那哨兵单膝跪地，胸口剧烈起伏，抬起的脸上满是愤慨与焦急。
“约千余建奴正朝大凌河城方向扑来！他们……他们不是攻城，而是在沿途……”
他喉头哽咽了一下，才艰难地吐出后面的话语：“他们在沿途屠杀那些逃向咱们这里的百姓！ 男女老幼……皆不放过！”
吴三桂正欲向阎应元请示具体方略，话音未落，阎应元已断然挥手，“吴将军！此乃我大明赤子，岂容鞑虏屠戮？！不必多言，即刻整军，前往接应！务必多救百姓，痛歼来犯之敌！”
“得令！”
吴三桂再无半分迟疑，在马上对阎应元匆匆一拱，随即勒转马头，厉声喝道：“儿郎们，随我来！”
刹那间，五百精骑从大凌河城门汹涌而出，直扑烽烟升起之处。
五百兵马，听起来似乎不多，但已足够。这五百骑，乃是威震天下的关宁铁骑中千锤百炼出的核心，是精锐中的精锐。
他们一人双马，长途奔袭仍能保持充沛战力；人人身披内外双甲，防护惊人；更为关键的是，他们腰间赫然各挂两把已然上膛的甲申式骑兵铳，马鞍旁还挂着制式的马刀和弓矢，可谓武装到了牙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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