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西征的号角虽已吹响，大军却未能立即开拔。根源在于一个最现实、也最致命的问题——粮草不济。
陕西本地的存粮，在官府精打细算的调配下，堪堪能维持境内军民的基本需求，做到“不饿死人”已属不易，实在难以挤出大量余粮支撑数万大军远征。
这老天爷仿佛刻意与这片土地为难，连续二三十年来，不是凛冬暴雪，便是赤地大旱，其间还夹杂着遮天蔽日的蝗灾。朱由检登基这数年，呕心沥血，最大的政绩也仅仅是让陕西的百姓勉强“吃饱”，至于“吃好”，那还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愿景。
因此，此次兵进西藏，洪承畴心里清楚，必须等。至少要等到四月份，朝廷财赋和海运支撑的春税解运入库，有了充足的钱粮作为后盾，方能启动这场劳师远征。
既然皇帝已经全权委任洪承畴负责西线军务，那么何腾蛟这位前任甘肃巡抚便得以脱身，应召前往京城任职。
何腾蛟这老小子，在喝退了那黄教喇嘛，稳住了边境局势，并顺利与洪承畴完成交接后，心头一块大石落地。
他毫不留恋封疆大吏的威仪，竟连像样的马车都未准备，只简单地收拾了行装，乐呵呵地雇了一辆普通的驴车，带着几名随从，轻车简从、归心似箭地踏上了前往京师的道路。
那轻松的模样，不像是去赴任新职，倒像是卸下了千斤重担，赶着去享清福一般。
那么，此刻的朱由检在忙些什么呢？
说来或许有些令人意外，这位曾经被内忧外患、天灾人祸逼得几乎喘不过气的皇帝，近来竟难得地清闲了几分。
自崇祯十五年以来，仿佛是否极泰来，帝国核心区域的气候，悄然发生了转变。
北直隶、山东、河南、乃至湖广与四川，那持续了二十余年、如同梦魇般的极端天气，终于缓缓收敛了它的淫威。尽管仍偶有波折，称不上绝对的风调雨顺，但至少四季恢复了应有的秩序，春夏秋冬依次更迭，不再出现那种颠覆性的、动辄“赤地千里”或“江河倒灌”的恐怖灾异。
曾经需要他像救火队员一样，不断从本已干瘪的国库中挤出钱粮，疯狂下旨赈济、调动军队抢险的紧急奏报，如今已大大减少。
朝廷的日常政务，在几位得力阁臣的主持下，按部就班，运转有序。眼下，似乎并没有那么多需要他立刻“乾纲独断”、力挽狂澜的燃眉之急。
这种久违的“正常”，对于习惯了在危机中挣扎的朱由检而言，甚至让他产生了一丝微妙的不适应。
他仿佛一个习惯了在惊涛骇浪中掌舵的老水手，突然驶入了一片平静得令人不安的陌生海域。当然，他深知这平静之下暗流仍在，西北的战事、辽东的格局、乃至朝堂的平衡，无一不需他谨慎应对。
但至少，他终于能暂时从“救灾皇帝”的角色中抽身，得以喘息，并将精力更多地投向那些更为长远的布局与革新之中。
于是，在难得的平静时光里，朱由检又一次全身心投入到了他最为热衷的“轰”学研究之中。
历经工部匠作监及兵仗局十个月不懈的摸索、试验与改进，基于皇帝提出的构想，大明版制式“手雷”——被正式定名为“霹雳弹”的火器，终于宣告研发完成。
此物外形如同一个缩小了的实心铁瓜，其设计灵感源于守城用的“万人敌”，但体积和重量都大为缩减，更适合单兵携带和投掷。球体表面铸有预刻的破片凹槽，内填精炼火药与铁渣，以期在爆炸时产生更大的杀伤范围。
据工部尚书孙元化呈报，最初的方案确实考虑过采用更先进的燧发击发模式，但经过反复核算与试验，认为将结构复杂、成本较高的燧发机构用于此种一次性消耗品，实在过于奢侈，且可靠性在激烈战场上未必优于简单结构。
最终，经朱由检首肯，定型版本采用了最为经典且可靠的引信模式。
使用时，士兵只需旋开或拔掉保护引信口的蜡封铜帽，露出药捻，用随身携带的火折点燃后，奋力掷向敌阵即可。操作简便，易于量产，正符合朱由检对这款武器“造价低廉、训练简单、可大规模装备”的核心要求。
“轰——！”
一声巨响在靶场上炸开，泥土裹挟着硝烟冲天而起。
“轰！！轰——！！”
紧接着，第二声、第三声接踵而至，惊起远处林间一片飞鸟。
“轰！轰！！轰——！！！”
爆炸声变得越来越密集，几乎毫无间隙，仿佛要将这片靶场彻底犁平。
各位，可曾看过《猫和老鼠》里，汤姆猫被各种爆炸物追着狂轰滥炸的名场面吗？
此刻，我们大明的崇祯皇帝朱由检，正完美复刻着那种狂热。他挽着袖子，毫无帝王威仪地站在投掷区内，左右开弓，双手各握着一枚新出炉的“霹雳弹”。
旁边的侍卫刚用火把为他点燃右手的引信，他便迫不及待地奋力掷出，随即看也不看爆炸效果，左手已然接过了另一枚点燃的霹雳弹，再次抡圆了胳膊扔出去，动作流畅得仿佛在从事某种流水线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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