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砚舟站在行政楼走廊尽头,那片巨大的落地玻璃窗前,像一个冷静的观察者,也像一个即将投入战场的指挥官,最后一次审视他的阵地。
门诊东侧的空地已不再是几个小时前的凌乱模样。蓝色的遮阳棚被彻底撑开,四角用粗绳和地钉牢牢固定,尽管午后的风依然顽皮地试图掀起棚布一角,但它只是剧烈地晃了晃,终究稳稳地立住了。棚下,桌椅排列成了清晰的功能区:登记台、初步问询处、血压血糖测量点、三个用简易屏风隔开的超声筛查位。穿着白大褂和护士服的几个身影在期间穿梭,做着最后的检查和准备。药品箱码放整齐,盖着防尘布。红色的应急电源指示灯在角落闪烁。一切,都在朝着“就绪”的刻度线艰难而顽强地攀升。
他收回目光,转身下楼。脚步踏在光洁的楼梯上,发出沉稳的声响。白大褂最上方的扣子没系,领口微微敞着,露出里面深蓝色的手术服和一小截皮肤。那根细细的银质听诊器项链垂在锁骨之间,随着他的步伐轻轻晃动,偶尔捕捉到窗外斜射进来的最后一点夕阳,倏地一闪,像暗夜里一颗转瞬即逝的寒星。
刚走到一楼大厅与门诊楼的连接拐角处,迎面,几乎是撞上了一股喧嚣的人流。五六个人,扛着沉重的黑色摄像机,举着带有电视台台标的话筒,还有人提着反光板和灯光设备,正从门诊大厅方向涌过来,脚步匆忙,神情里带着职业性的探询和一丝不易察觉的亢奋。
“齐医生!”一个戴着黑框眼镜、短发干练的女记者眼尖,几乎是小跑着抢先一步,将带有《江城民生》台标的话筒直接递到了他面前,距离近得几乎要碰到他的下巴,“请问您就是这次市一院外科社区义诊的组织者,齐砚舟主任吗?我们是《江城民生》栏目组的,接到不少群众热线电话和网络爆料,说咱们医院外科要办一场面向老人的免费筛查,还……还设置了自愿捐款箱?能请您详细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吗?是医院官方的公益活动,还是科室或者您个人的行为?”
问题像连珠炮,带着媒体特有的直接和潜在的审视意味。身后的摄像机镜头立刻调整角度,黑洞洞地对准了他。补光灯“啪”地亮起,刺眼的白光将他笼罩,瞬间将他与周围略显昏暗的环境剥离出来。
齐砚舟的脚步没有停,甚至没有刻意避开那几乎戳到脸上的话筒和刺目的灯光。他只是微微偏了下头,抬起手,虚虚地挡了一下过于强烈的光线,动作自然得像是在遮挡正午的太阳。他的视线平静地掠过记者和摄像机,望向他们身后门诊大厅的方向,声音不高,却清晰地穿透了现场的嘈杂:
“不是我一个人办的,也不是哪个科室的单方面行为。最初是我们外科基于现状的一个想法,但现在,是医院里很多同事、还有院外不少热心人,一起在推动这件事。”他语速平稳,没有渲染,也没有回避,“设备刚刚协调到位,场地还在最后布置,很乱。你们要是不嫌乱,现在就可以过去看看实际情况。”
记者们互相交换了一个眼神,里面有诧异,也有一种“抓到现场”的兴奋。没人嫌乱,相反,“乱”往往意味着真实。一行人立刻调转方向,簇拥着齐砚舟,朝门诊东侧空地走去。有人一边走一边对着镜头小声做着现场描述:“我们现在跟随齐主任前往义诊筹备现场,可以看到,医院内部似乎确实在进行紧张的布置……”
越靠近空地,那种临时搭建、因地制宜的“乱”感越发明显。工人正用大锤将最后一排折叠桌的桌腿钉进临时划出的水泥地缝隙里,以防大风;药箱按照急救、筛查、常备等用途,贴着不同颜色的标签,分类码放在防潮垫上;登记台是几张旧课桌拼成的,上面用红色记号笔歪歪扭扭地写着“血压测量”、“心肺听诊”、“慢性病咨询”几个大字,字迹潦草得像顽童的涂鸦,却透着一股不顾美观的实用劲儿。
镜头忠实地记录下这一切。
“齐主任,我们了解到,这次义诊的筹备似乎并不顺利,前期审批卡了很长时间?”那个男记者挤到前面,话筒再次递近,问题更加犀利,“这是否意味着医院管理层并不支持这次活动?所以你们才不得不借助社会募捐的形式?您是否担心,外界会将此解读为一种……变相的作秀,或者甚至是医疗系统无力保障下的无奈之举?”
问题尖锐,带着预设的立场。
齐砚舟在登记台前停下脚步。他没有立刻回答,而是伸出手指,在粗糙的桌面上点了点。那里放着一份手写的、已经翻得卷边的志愿者排班表和物资清单,字迹密密麻麻。
“作秀,”他开口,声音依旧没什么起伏,却让周围嘈杂的人声不自觉地低了下去,“不需要搬十二张需要钉死的桌子,不需要协调三台随时待命的监护仪和呼吸机,不需要清点调配两百多盒各类药品,甚至,”他顿了顿,指向桌角那卷用了一半的透明胶带,“连固定海报和标识的胶带,都是我们的护士自己从便利店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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