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抬起头，目光扫过记者和镜头，那目光里没有愤怒，只有一种基于事实的、近乎平淡的陈述力量。“审批是遇到了困难，流程比想象中复杂。但这‘难’，不代表这件事‘不该做’，或者‘做不成’。患者等不起，病情拖不起。上面有上面的流程，我们有一线我们能做的事。那就一步步来，能协调一点是一点，能准备一样是一样。”
他侧过身，指了指身后正在给便携超声仪连接备用电源的电工老师傅。“这位李师傅，今天本来轮休。听说我们是给社区老人做免费筛查，设备用电保障要求高，自己从家里赶回来加班，检查线路，布置插座。”他又指向那堆分类清晰的药箱，“这些药，一部分是我们外科各病区凑出来的备用库存，一部分是药房在非常规流程下，特批的应急调拨量。但这仍然不够，远远不够。缺口的部分，我们向社会公开了需求，靠的是像你们接到的那些‘爆料’里所说的，大家的自愿捐助。”
人群安静了一瞬。只有摄像机工作的轻微电流声，和远处工人钉桌腿的敲击声。记者们的脸上，最初的猎奇和质疑，慢慢被一种更复杂的情绪取代。镜头不再只追逐齐砚舟的脸，也开始缓缓扫过那些钉进地面的桌腿、手写的标签、老师傅专注接线时花白的头发、药箱上不同颜色的贴纸。
那位女记者的语气明显缓和了下来，她收起了一些职业性的进攻姿态，更像是在进行一场对话：“齐主任，我很好奇，您和您的团队，为什么非得这么做？常规的门诊和手术已经非常繁重了，为什么还要额外承担这样一场规模不小、且充满不确定性的公益活动？它的意义，究竟在哪里？”
齐砚舟沉默了几秒钟。他的目光似乎越过了眼前的镜头和人群，投向了某个更遥远、也更具体的地方。门诊大厅里，隐约有老人拄着拐杖慢慢走过的身影。
“因为，”他重新开口，声音比刚才更低了些，却每一个字都清晰地落在安静的空气里，“有人该查的毛病没查出来，或者拖着不敢查、没钱查，最后送到我们急诊室、送到手术台上的时候，往往已经是晚期，是急症，是不得不花费巨大代价、承受巨大痛苦才能挽回的局面。”他顿了顿，举了一个例子，“就上周，我们接诊一个老太太，头晕了三个月，一直以为是颈椎病，自己贴膏药，没当回事。送来的时候，血压高压飚到二百四，低压也到了一百三。再拖下去，可能就是脑出血，救不回来，或者留下严重的后遗症。我们做这个筛查，就是想早一点，再早一点，把这样的人从那条危险的路上拦下来。早发现，早干预，可能几十块钱的药，定期监测，就能避免后面几万、十几万的手术和长期的痛苦。”
阳光从西侧的窗户斜射进来，正好掠过他的侧脸。光线里，细小的尘埃飞舞，落在他眼角那颗淡褐色的小小泪痣上，像是无意间蹭上的一点灰，却又莫名地让那张惯常冷静自持的脸上，多了些许人间烟火的痕迹。
“我们做这件事，不是为了上新闻，也不是为了要什么掌声。”他看着那位女记者，也像是透过她，看向所有潜在的观众，“如果真要说什么需求……现在，我们还缺两台便携式快速血糖仪，抗过敏和应急心血管药物还需要补充一批。如果真有观众看了节目，觉得这件事值得做，愿意帮把手，可以直接联系医院的总值班台登记意向，或者，”他补充道，指向门诊大楼外的方向，“去‘晚秋花坊’门口，那里设了一个透明的捐款箱，每天会有专人清点、登记、公示。每一分钱，都会用在刀刃上。”
记者们再次交换眼神。有人开始低声对着对讲机调度，要求补拍一些空镜头和细节特写。女记者脸上的表情彻底沉静下来，她合上了采访本，换了一个更务实、也更关乎后续的问题：“齐主任，您应该知道，我们《江城民生》的收视率不低。节目播出后，很可能会有大量电话打进医院，询问、求证，甚至表示要捐赠。信息可能会很庞杂，真假难辨，也可能会有一些……不那么和谐的声音。医院和你们科室，做好准备应对了吗？”
“那就一条条接，一条条筛，一条条回。”齐砚舟的回答没有犹豫，简单得近乎朴素，“总会有人是真心想帮忙的。至于其他的……该解释的解释，该报警的报警。我们不能因为怕麻烦，就把门关上，把那些真正需要帮助、也愿意伸出援手的人，挡在外面。”
采访在一种略显凝重的氛围中结束。记者团队开始收拾设备，低声讨论着拍摄素材和报道角度。齐砚舟没再多停留，朝他们点了点头，便转身离开，身影很快消失在通往住院部的走廊拐角。
他没有直接回外科办公室，而是先绕去了设备科，确认了明天要用的呼吸机备用电池已经充满，并检查了监护仪的探头和导联线。接着又去药房，和值班药师再次核对了明天现场需携带的药品清单，确保没有疏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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