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点零四分。
市一院天台的月光还铺在水泥地上，旧木椅上的人影交叠着，呼吸轻缓。城市沉睡，医院静默，连风都停了。
可就在江城另一头，城东工业区深处的一处废弃厂房里，灯亮了。
不是那种刺眼的白炽灯，是几盏从角落扯出来的应急灯，黄不拉几地照着地面，把人影拉得歪斜变形。铁门被从里面反锁，门缝底下塞了块破布，挡外面的风，也挡里面的声。
屋里站了七八个人，穿的都不是正经工装，有的套着油腻腻的夹克，有的披着看不出颜色的冲锋衣，脚上沾着泥，像是刚从哪个工地钻出来。
他们没说话，也没坐下。
空气里有股铁锈混着机油的味道，还隐约飘着方便面调料包的咸味。靠墙放着一张瘸腿的木桌，桌面上摊着一张市区地图，边角卷着，用几块碎砖压着。地图上用红笔歪歪扭扭地圈着几个地方——市一院、晚秋花坊、几个岔路口，还有一个画着问号的废弃仓库。
有人靠着墙抽烟，烟头一明一灭，红光在昏暗里像只警惕的眼睛。烟雾缓缓上升，撞到低矮的天花板，又散开，给空气添上一层浑浊的蓝。有人低头摆弄手机，屏幕光映在脸上，一闪一闪，照出眼底的血丝和嘴角的紧绷。还有个年轻点的，蹲在地上，手指抠着水泥地上的裂缝，一下一下，指甲缝里很快就塞满了黑灰。
气氛闷得能拧出水来。
昨天晚上，老三和阿坤在高速口被抓的消息传进来时，屋子里炸过一次。那会儿有人骂娘，有人踹椅子，木头断裂的声音在空旷的厂房里回响，像枪响。还有人直接摔了对讲机，塑料壳子砸在墙上，碎片四溅。
但现在不一样了。
时间过去十几个小时，慌劲儿过去了，剩下的不是冷静，是压不住的火——像地底下的岩浆，烧得滚烫，表面上却结了一层硬壳，只等着什么时候裂开，喷出来。
“我们不能再这么耗下去了。”
一个瘦高个终于开口，声音干巴巴的，像砂纸擦过铁皮。他站在桌边，手指在地图上的红圈上重重点了点，“每次都是绕着走，查运输、改系统、搞点小动静，结果呢？”他抬起头，眼珠子在昏暗的光里显得特别亮，“人家睡一觉起来，照样在天台上搂着女人亲嘴。我们呢？折了人，丢了货，还被人摸到了老巢边上。”
没人接话，但好几个人眼神动了动。有人把烟头扔在地上，用鞋底狠狠碾碎。
瘦高个继续说：“他们不怕这些。他们知道我们不敢真动手。可我们越不动手，他们就越觉得我们是软蛋。现在连冷链车都能拦，下次是不是直接冲进我们窝里来？”
还是没人应声，可空气里的味道变了。不再是单纯的憋屈，而是开始往狠里走——那种被逼到墙角、退无可退后，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狠。
角落里传来一声轻笑。
很低，带着点金属摩擦的质感。
是头目。
他一直坐在一张生锈的铁凳上，那凳子原本是厂房里操作台配套的，现在四条腿都不稳，他坐上去时，凳子会随着他身体的动作发出轻微的“吱呀”声。他手里转着一把折叠刀，不锈钢的刀身已经被磨得发亮，刀刃开合，发出“咔哒、咔哒”的响，节奏很稳，像心跳。
他没抬头，只说了一句：“说得对。”
三个字，轻飘飘的，却像一块石头砸进水里。
头目终于抬眼，扫了一圈。他年纪不大，三十出头，脸窄，颧骨高，眼睛不大，但盯人的时候，能让对方下意识避开视线——不是害怕，是那种被剥开、被看透的不自在。他穿着件灰黑色连帽衫，帽子搭在背后，露出后颈上一道疤，从耳根一直延伸到衣领深处，像是被什么利器划过，缝针的痕迹还在，像一条扭曲的蜈蚣趴在皮肤上。
“过去那些招，太软。”他说，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清楚，“查个物流，黑个系统，跟挠痒差不多。人家打个喷嚏，就过去了。我们呢？折了人，丢了货，还被人摸到了老巢边上。再这样下去，不用他们动手，咱们自己就得散伙。”
他顿了顿，把刀合上，往桌上一放。
刀身磕在木桌上，发出“嗒”的一声脆响。
“所以这次，换招。”
屋里更静了。
静到能听见外面风吹过厂房破窗的呜咽声，能听见远处公路上偶尔驶过的卡车引擎声，能听见应急灯变压器发出的微弱嗡鸣。
“我不想要过程。”头目说，“我要结果。要让他们疼，要让他们怕，要让他们知道——惹我们，是要出血的。”
他站起身，走到墙边。
墙上贴着一张打印出来的A3地图，是市一院周边的街景图，旁边还有一张晚秋花坊的外景照片——不知什么时候偷拍的，画面有些模糊，但能看清花店门脸，橱窗里摆着几盆绿植，门把手上挂着一串风铃。照片边缘还用红笔画了个箭头，指向后巷的方向。
他拿起一支红笔，在齐砚舟住的小区门口画了个圈，又在花店后巷画了一个。笔尖用力，纸都被戳破了，露出底下水泥墙的灰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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