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那头静了几秒。那几秒里，能听见机场广播在播报一个前往北京的航班开始登机，能听见有人在拖着行李箱从麦克风旁边走过，轮子碾过地砖，咕噜咕噜。然后那个年轻男人的声音再次响起，比刚才低了一些，像在用手捂着话筒说话：“……出了什么事？”他的声音里有警觉，有一种“我就知道会出事”的、无奈的、疲惫的预感。
“关于你们家老宅的产权问题。”他语气不重，但每个字都踩在线上，像走钢丝的人，每一步都精准，每一步都不能错。“有人要告你姐姐侵吞遗产。”
对方倒抽一口气。那个声音很清晰——嘶——像有人用刀划开了一块布。然后是沉默，沉默了两秒，也许三秒。在那两三秒里，齐砚舟能想象出电话那头的画面：一个穿着旧夹克的年轻男人，站在机场的某个角落里，一只手握着手机，另一只手攥着行李箱的拉杆，手指发白，脸色发白，嘴唇发白。他的眼睛睁大了，瞳孔缩小了，心跳加速了，血压升高了。他张了张嘴，想说话，但声音还没出来，喉咙先发出了一声干涩的、像吞了沙子的声音。
“他们真的动手了？”他终于说出来了。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像一个人在跟自己确认一个他早就知道会来、但一直假装不会来的坏消息。
岑晚秋猛地抬头。她的动作很快，快到脖子发出了一声轻响——咔，像关节错位后又复位的声音。她的眼睛睁大了，瞳孔放大，嘴唇微微张开，露出一点点牙齿。她的表情不是惊讶，是愤怒——那种“你居然瞒着我”的、被最信任的人背叛了的、像被人在背后捅了一刀的愤怒。她看着齐砚舟手里的手机，看着那个小小的、黑色的、正在发出声音的东西，好像那不是手机，而是她弟弟本人，就站在她面前，低着头，不敢看她。
“你早就知道？”她问。声音没抬，还是那个平平的调子，但指尖已经掐进了掌心。她掐得很用力，指甲嵌进肉里，留下四个深深的月牙印。她不觉得疼，因为心里的疼比手上的疼大得多，大到盖过了所有的感官，大到让她感觉不到自己身体的任何部位，除了那颗正在胸腔里咚咚咚地跳着的心。
“我知道他们在打主意……但我没想到会这么快。”岑明远声音低下去，低到像从地底下传上来的、闷闷的、模糊的声音。“姐，我不是瞒你，我是怕你再受刺激。你刚撑起花店那几年，连觉都睡不好。”他说这些话的时候，语速很快，像在为自己辩解，像一个被抓住的小偷在说“我不是故意的，我只是太穷了”。他的声音里有愧疚，有心疼，有一种“我这么做是为了你好但你永远不会理解”的那种委屈。
“所以你就一声不吭？”她声音没抬，还是那个调子，但每个字都像一颗钉子，钉在空气里，钉在她弟弟的心上，钉在她自己那根已经绷得太紧的弦上。她不是在质问他，她是在确认——确认她的弟弟，她在这个世界上最亲的人，在她不知道的时候，替她做了一个决定，一个关于她的事、她的房子、她的未来的决定。他没有问她要不要知道，没有问她能不能承受，没有问她希不希望他这么做。他替她做了。就像小时候，她替他做了所有的决定一样。现在角色互换了，但她不想被保护，她想被尊重。
“现在说这些没用。”齐砚舟打断。他的声音不高，但有一种穿透力，像一把锋利的手术刀，干净利落地切开了两人之间那段越来越紧绷的、快要断裂的对话。他不想让他们在电话里吵起来，不想让岑晚秋在花店里对着一个看不见的人发火，不想让岑明远在机场的角落里对着一个手机愧疚得说不出话。他需要他们冷静下来，需要他们把情绪收起来，需要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到一件事上——解决问题。“人在哪？能来就马上来，我们在花坊等你。”他说。他说“我们”的时候，特意把“我”和“你姐姐”合并成了一个词，一个共同体，一个不分彼此的、站在一起的、不会被打散的阵营。
“我……我现在就打车过去。”岑明远说。他的声音里有松了一口气的感觉——不是因为事情解决了，而是因为不用再瞒了，不用再一个人扛了。他把行李箱的拉杆按下去，拎起来，脚步声从模糊变得清晰，从远到近，从慢到快。他在跑。
挂了电话，店里又静下来。那种静和刚才不一样。刚才的静是温暖的、舒适的、像冬天里的厚被子；现在的静是冷的、沉的、像一床被水浸透了的、压在身上的湿棉被。空气好像变重了，呼吸好像变难了，连灯光好像都暗了一些。
岑晚秋站起来，绕到账台前，拿起水壶烧水。水壶是电热水壶，白色的，塑料的，用了好几年了，壶身上有一道裂缝，用透明胶带缠了几圈，还能用。她按下开关，水壶开始加热，发出嗡嗡的声音，底部的水开始冒泡，咕嘟咕嘟，像一个在生气的人在嘟囔。她的动作很机械——拿水壶，接水，按下开关，放回底座。每一个动作都做得很标准，像一个被设定好程序的机器人。但她的表情不对，她的表情是空的，像一个被掏空了的、只剩下壳的、没有内容的东西。她在想什么？在想那份通知，在想那个老宅，在想她弟弟那张她很久没见过的脸，在想七年的期限，在想如果房子被拍卖了她该怎么办。她的脑子里有一千个念头在转，转得她头晕，转得她想吐，但她一个字都没说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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