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弟弟呢？他知道吗？”他问。他知道她有一个弟弟，叫岑明远，比她小四岁，在外地工作，不常回来。他没见过他，只听过她偶尔提起，语气里有那种“我弟弟不懂事但我还是心疼他”的复杂的、矛盾的、说不清的感情。
她顿了一下，手指蜷了蜷。她的手指在桌面上蜷起来，像一个慢慢合拢的贝壳，然后又松开，又蜷起来，反复了两三次。“我还没联系他。”她说。她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比之前低了一些，低到像在跟自己说——我还没联系他，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开口，因为我不想让他觉得我又在给他添麻烦，因为他自己的生活已经够乱了，我不想再把自己的烂摊子甩给他。
齐砚舟把文件放回桌上，没再追问。他站直了身体，把靠在账台上的重心收回来，双手插进裤兜，看着她的眼睛。他的眼睛是深褐色的，在灯光下显得很深，像两口不见底的井。他的目光里有坚定，有一种“这件事我来处理”的、不容置疑的、让人安心的力量。他只说：“叫他来一趟吧。这种事，光看一份通知说不清楚，得把前后理一遍。”他说“理一遍”的时候，语气像在说一台手术的方案——先做什么，后做什么，每一步都要清楚，每一个细节都不能漏。
她看着他。她的目光在他脸上停了几秒，像是在确认什么——确认他是认真的，确认他不是在客套，确认他不是那种“我帮你但你别太当回事”的、半心半意的人。她确认了。他的眼睛里没有犹豫，没有退缩，没有“这件事跟我没关系”的疏离。他的眼睛里有她，有这件事，有“我们一起面对”的决心。
“你现在还管这些？刚做完手术，明天还有三台排着。”她说。她的声音里有一丝心疼，有一丝责备，有一种“你能不能先管好你自己”的焦急。她知道他累，她知道他这几天几乎没合眼，她知道他今天下午才从手术台上下来，她知道他明天还要站一整天。她不想再给他添负担，不想让他因为她的事而分心，不想让他因为她的事而影响工作。她的前夫就是一个分不清轻重缓急的人，她不想他也变成那样。
“手术是明天的事。”他靠着账台站直，身体从倾斜变成笔直，像一棵被风吹弯了又弹直的树。“你现在是今天的事。”他说。他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很轻，轻到像在说一句废话——但这不是废话。这是他在告诉她，在他的优先级排序里，她不是“等忙完了再处理”的那一类，她是“现在、立刻、马上”的那一类。手术可以等——不，手术不能等，但手术是安排好的、确定的、在他掌控范围内的。而她的事，是突发的、不确定的、需要立刻应对的。这两者在他心里的权重是一样的——都重要，都不能耽误。但他不会让她知道，他在说“手术是明天的事”的时候，心里已经在重新排明天的日程了。他可以把明天下午的那个门诊调到后天，可以把查房的时间压缩一下，可以把午休的时间省出来。他可以做到。他必须做到。
她喉咙动了动，没说话。她的喉咙里有什么东西堵着，不是话，是一种说不清的、酸酸的、涨涨的感觉，像吞了一大口还没咽下去的食物，卡在那里，上不来下不去。她低下头，把目光从他脸上移开，落在桌面上，落在那个牛皮纸信封上，落在那份打印文件上。她盯着那些黑体字看了几秒，然后把目光移开，移到窗外的夜色中。
他掏出手机拨了个号。他的手指在屏幕上点了几下，翻到通讯录，找到一个名字——“岑明远”。这个名字是他从她手机里偷偷存下来的，有一次她让他帮忙查一个东西，他顺手存的。他当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存，也许是直觉，也许是预感，也许是某种说不清的、冥冥之中的准备。现在他知道了。他按下拨号键，把手机贴到耳朵上。免提没有开，但花店太安静了，安静到连他手机听筒里的等待音都能被听见——嘟——嘟——嘟——每一声都像一记鼓点，敲在安静的空气里。
电话响到第五声，那边才接起来。接的速度很慢，不是因为不在手机旁边，而是因为犹豫——他看见了来电显示，看见了“齐砚舟”这个名字，他知道这个电话意味着什么，他在犹豫要不要接。犹豫了几秒，还是接了。
“姐？”是个年轻男人的声音，有点哑，像刚睡醒，又像没睡好。背景音里有机场的广播声，有人在播报航班信息，女声，字正腔圆，带着那种机械的、没有感情的、像机器人一样的声音。他在机场。也许是要出差，也许是刚下飞机，也许是要离开。不管是什么，他的声音里有疲惫，有心虚，有一种“我不想接这个电话但我不得不接”的无奈。
“明远。”齐砚舟开口，声音不高，但很稳，像一根定音的弦。“我是齐砚舟。你现在方便过来吗？花店这边有点事，需要你当面说清楚。”他没有说“你姐姐出了事”，没有说“家里有麻烦”，他说“花店这边有点事”——把地点放在主语的位置，把事情的严重性降了一档，不想让对方在电话里就紧张起来。但他用了“需要你当面说清楚”，这句话里的“需要”和“当面”，又把人逼到了一个没有退路的位置上——你不能不来，你不能在电话里说，你必须过来，必须当面，必须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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