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嗯。”她点头，走到账台后坐下。椅子是那张高脚凳，下午被人撞歪了，她坐上去的时候身体晃了一下，然后稳住了。她坐下以后，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桌面边缘——账台的桌面是木头的，上了清漆，摸上去光滑的，凉凉的，边角有一个小小的缺口，是某次搬花盆时磕的。她的手指在那个缺口上来回蹭了两下，像在摸一个熟悉的、有故事的、只有她才知道存在的痕迹。“今天……挺好的。”她说。她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很轻，轻到像在跟自己确认什么。今天确实挺好的。阳光好，心情好，他母亲握着她的手说“谢谢你照顾他”，她回握的时候感觉到那只粗糙的、温暖的、布满皱纹的手在她掌心里微微颤了一下。这一切都好得不像真的，好得让她有点害怕——因为根据她的经验，太好的日子后面，往往跟着不太好的日子。这是她的生活教会她的，一次又一次。
两人安静了一会儿。不是那种需要找话题来填补的尴尬的安静，而是那种舒适的、温暖的、像冬天里盖着厚被子一样的安静。窗外车声远去，轮胎碾过柏油路面的声音从清晰变得模糊，从模糊变成一阵嗡嗡的、像远处海浪一样的背景音。只有冰箱运行的嗡鸣在角落响着，持续的、低沉的、像一个在打呼噜的人。他正想开口说要不要出去吃点东西——他确实饿了，从早上到现在只喝了一杯咖啡，胃里空得像一个被掏空的箱子——却见她从抽屉里抽出一个牛皮纸信封。
信封是标准尺寸的，牛皮纸的，上面印着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名称和地址，黑色的宋体字，排列得整整齐齐，像一队等待检阅的士兵。封口已经被撕开了，不是用裁纸刀整齐地裁开的，而是用手撕的，撕口参差不齐，像一个被粗暴对待的、受了伤的伤口。信封里露出半张打印文件，A4 纸，白色的，在牛皮纸的映衬下显得格外刺眼。
她没看他，只是把信递了过来。她的动作很慢，像在做一件不情愿但不得不做的事。她的手指捏着信封的边缘，指甲修剪得很整齐，没有涂指甲油，自然的粉色。她把信封递过来的时候，手指微微发抖——不是那种控制不住的抖，是那种轻微的、像风吹过树叶一样的颤。她不是害怕，她是——她说不上来，也许是累了，也许是烦了，也许是觉得“怎么又来事了”的那种疲惫。
齐砚舟接过，低头扫了一眼。他的目光落在文件的抬头上，那几个黑体字像钉子一样扎进他的眼睛——《产权异议通知书》。他的眉头皱了起来，不是那种夸张的、戏剧性的皱，而是那种慢慢的、像一块石头被丢进水里、涟漪一圈一圈荡开的皱。眉心那道竖纹又出现了，比平时深，像刀刻的。他的嘴唇抿成一条线，下颌的肌肉绷紧了。
“《产权异议通知书》？”他说，声音不高，但语气里有疑惑，有警觉，有一种“这是什么鬼东西”的、被冒犯了的味道。
“早上到的。”她声音平平的，像在说别人的事，像在念一段与她无关的新闻。但她的手指还在桌面上摩挲着，那个动作出卖了她——她不是不在乎，她是很在乎，在乎到需要用一个小动作来分散注意力，来假装自己很平静。“说是前夫家那处老宅有继承争议，要我在七天内提交抗辩材料，不然就要启动拍卖程序。”她说这些话的时候，目光没有看他，而是落在窗外的某个地方，落在路灯刚刚亮起的那条街上，落在某个她自己也说不清的、模糊的、遥远的点上。
他迅速翻完两页内容。第一页是通知正文，措辞严谨而冰冷，每一个字都像是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没有温度，没有感情，只有法律的、不容置疑的、像铁一样硬的力量。第二页是附件，列了几条法律依据，引用了《继承法》和《物权法》的若干条款，他看不太懂，但他看懂了那个结论——如果不在七天内提交抗辩材料，法院将启动拍卖程序。拍卖。这两个字像两块石头，压在他心上。他看了看落款律所名称和日期——是一家他从来没听说过的律师事务所，注册地在隔壁城市，日期是三天前。他又看了看快递单，单号、条形码、寄件人信息，一切都正规的，正规得让人更不安——因为正规意味着是来真的，不是吓唬人，不是试探，是已经启动了的、不可逆的、正在往前走的法律程序。
“这事你早知道？”他问。他把文件放回桌上，但不是随便放的，而是对齐了桌边，和账本的边缘平行，像他整理手术器械一样，一丝不苟。
“不知道。第一次见。”她摇头，那个摇头很慢，很轻，像一个人在拒绝一个自己也不想拒绝的、但不得不拒绝的请求。“快递单上写的是‘重要法律文书’，我没敢扔。”她说。她没敢扔——这四个字让他心里疼了一下。她是一个见过风浪的人，离婚、开店、一个人撑了七年，什么样的苦没吃过，什么样的人没见过。但一份“重要法律文书”就让她“没敢扔”。不是因为害怕，是因为她太知道“重要”这两个字的重量了。她经历过一次，被文件、被协议、被法律程序折腾得筋疲力尽，她不想再来一次，但她知道，如果它来了，她躲不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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