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她还没想到，今天会有人当面说起“孩子”两个字。她也没想到，自己能这么平静地说出“盼着了”。不是害怕，也不是逃避，而是一种……踏实的感觉。好像过去那些独自熬过的夜、压在心底的话、藏在账本夹层里的药单，都被什么慢慢填上了。被什么填上的呢？她说不上来，也许是那些深夜里他发来的语音，也许是那些手术后再晚也会绕路来花坊站五分钟的傍晚，也许是那些他替她拧开的瓶盖、拉开的椅子、扶正的枕头。这些东西太小了，小到不值一提，但积攒在一起，就像一条河，慢慢地、无声无息地，把那些干涸的、龟裂的河床，一寸一寸地浸润了。
她回到柜台后，拿起抹布擦玻璃花瓶。抹布是白色的棉布，洗了很多次，已经发白了，边角有些毛边。她把花瓶从柜台上拿起来，举到眼前看了看，里面还有一点点水垢，她用抹布裹着食指伸进去，转了两圈，水垢掉了，瓶壁变得透亮，像一块冰。手指碰到冰凉的水面，她缩了一下，又伸进去，把最后一点污渍擦干净。水很凉，凉到手指的关节都有些发僵，但她没有停下来，一个一个地擦，擦完了摆在柜台上，排成一排，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像一排等待检阅的士兵。
忽然听见王姨在门口喊：“岑老板，下周我还要买花！这次不买康乃馨了，换成向日葵！”
王姨的声音从街对面传过来，隔着车流和人声，有些模糊，但每一个字都听得清楚。她站在电动车上，一只脚踩着踏板，一只脚撑在地上，围裙还没摘，面粉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换这个干啥？”陈姐问，她从花坊门口探出头去，手搭在眉骨上挡着阳光。
“图个吉利！”王姨回头一笑，笑容在阳光下很亮，露出两颗镶过的金牙，“人家要添丁了，咱也得跟着沾喜气。向日葵，多子多孙的意思，懂不懂？”
“向日葵是多子多孙吗？”陈姐皱眉，“我怎么记得是石榴？石榴才多子多孙吧？”
“都一样都一样，都是圆的，都结籽。”王姨摆了摆手，不在乎这些细节，“反正就是要喜庆的，越喜庆越好。岑老板，你帮我挑最黄最大的，别给我拿那种蔫了的啊！”
说完蹬着电动车走了，背影晃晃悠悠，电动车在路面上颠了一下，她整个人跟着颠了一下，但手还是稳稳地扶着车把，笑声从风中飘回来，一路飘远，像一只看不见的风筝。
李阿姨临走前悄悄塞了张纸条在花瓶底下，动作很轻，像在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她先左右看了看，确认没人注意，才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叠得整整齐齐的纸条，塞在花瓶和柜台的缝隙之间，还用手指往里推了推，确保不会掉出来。纸条是浅蓝色的，上面用圆珠笔写着几行字，字迹工整，一笔一划，像她当年在黑板上写板书一样认真。上面写着：“我家表妹是妇产科护士，在市妇幼保健院工作，人很好，技术也好。有空介绍你认识，不收钱的。她姓刘，叫刘敏，你说是李老师介绍的她就知道了。”下面还加了一行小字：“不用不好意思，女人之间的事，就应该互相帮忙。”
陈姐最后看了一眼那棵石榴树，嘀咕一句：“这树长得慢，等结果还得几年，可人等不了啊。”她摇了摇头，语气里带着一种过来人的急切，像是看到了一个美好的东西，迫不及待地想让它变成现实。她提着菜篮子走了，篮子里除了青菜，还多了两束康乃馨，粉色的，她今天买了两束，一束给婆婆，一束留给自己。她说自己也应该看点好看的东西，不能什么都紧着别人。
店里渐渐安静下来。阳光从窗户移到了地板上，在地砖上画出一个歪歪扭扭的光斑，像一朵不规则的花。花坊里的花都安静地待在自己的位置上，玫瑰在左，百合在右，雏菊在中间，每一朵都在做自己的事情，有的在开放，有的在凋谢，有的在等待。水珠从花枝上滴落的声音又回来了，一滴，又一滴，像一首永远不会结束的曲子，节拍很慢，但很稳，像心跳。
岑晚秋把纸条收进抽屉，没扔，也没看第二眼。她拉开抽屉的时候，看见里面躺着几样东西：一本记账本，半包纸巾，一支没盖帽的圆珠笔，一张齐砚舟的工作证照片，照片里的他穿着白大褂，表情严肃，嘴角微微向下，但眼睛里有光。她把纸条放在这些东西的上面，然后合上抽屉，抽屉的滑轨发出很轻的“咔嗒”一声，像是在说“收到了”。她关掉顶灯，只留一盏台灯亮着，暖黄的光洒在桌面上，照出账本上那些整齐排列的数字，每一笔都写得清清楚楚，没有一个涂改的痕迹。账本的封面是黑色的硬壳，边角已经磨白了，露出里面灰色的纸板，像一本被翻了很多遍的书。
她合上本子，手指轻轻抚过封面。指腹在磨白的边角上停了一下，感觉到了纸板的粗糙和纤维的纹理。她想起这个账本是她到花坊第一年开始用的，那时候店里只有她一个人，进货、卖货、记账，全是自己来。每一个数字都是她自己写的，有时候手冻僵了，写出来的字歪歪扭扭的，但她从来没有漏记过一笔。她靠着这本账本活了下来，靠着这本账本把花坊从一间破旧的门面变成了这条街上最漂亮的店，靠着这本账本证明了自己一个人也可以。但现在她看着这本账本，心里想的不是这些。她想的是一本新的账本，一本要记下更多东西的账本，一些不是数字的东西，一些不需要加减乘除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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