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正七品翰林编修晋升为从五品侍读学士的陈远文近期非常忙碌，手头上编书的工作早已经移交给其他编修，他开始接触和了解翰林院的整体架构。
明朝翰林院是朝廷重要的文官机构，主要负责修史、撰文、经筵讲学、科举考试等事务，官员多为科举出身的精英，是朝廷储相之地。
翰林院掌院学士，正五品，为翰林院的行政长官，总领院事，负责修史、撰文、经筵讲读、考选庶吉士等事务。该职位通常由资深翰林官担任，或由内阁大学士、尚书等高官兼任（带翰林院衔）。
现任的翰林院掌院学士是吴宽，他是成化和弘治年间的文坛领袖，成化八年（1472年）状元，历任翰林院修撰、侍读学士、吏部右侍郎等职。弘治十二年，吴宽升任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并正式担任 翰林院掌院学士，负责翰林院日常事务。
翰林院还有若干名侍读学士和侍讲学士，从五品，协助掌院学士掌讲读经史，为皇帝讲解经义，参与修书。 其中侍读学士侧重“读”，侍讲学士侧重“讲”，合称“两学士”。
之后还有侍读和侍讲若干，正六品，具体承担经筵讲读、修撰国史、起草文书等工作，是翰林院的骨干官员。
再之后就是编修与检讨。编修是正七品，主要负责编纂国史（如《实录》《会典》）、撰写官方文书，多由新科进士中的一甲（状元、榜眼、探花）及二甲前几名授职。 而检讨是从七品，协助编修修史，职位略低于编修，亦由进士出身者担任。
最后就是庶吉士（非固定官职，储备人才），科举进士中选拔的优秀者（通常为二甲、三甲中年轻有才华者），入翰林院“庶常馆”学习，称“庶吉士”，无固定品级，相当于“储备干部”。 他们主要学习典章制度、文书撰写，由翰林院官员教习，三年后考核，优秀者授编修、检讨，次者出为给事中、御史或地方官。
明朝中后期，内阁大学士多出自庶吉士，故有“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之说。
此外，翰林院还有一些属官。如五经博士，正八品，掌经学传授，多为圣贤后裔（如孔、孟、颜氏子孙）世袭，或由学问精深者担任。还有典籍、侍书、待诏等属官，典籍是从八品，掌翰林院图书、档案管理。 ；侍书是正九品，掌皇帝书法侍奉，校对文书；待诏是从九品，备皇帝随时咨询，多为专精一艺（如书画、医学）者。
作为翰林院官员，有很多兼职机会是其它部门的官员没有的，如经筵讲官，常由翰林院官员常兼任，负责为皇帝讲解经史，是皇帝的“老师”，地位尊崇，是翰林院内争破头的差事；还有乡试和会试考官，科举考试的主考官、同考官多由翰林院官员担任，尤其会试主考通常为内阁大学士（翰林出身）。
当然最吸引的人一点是翰林院的“储相”功能，明朝中后期，内阁成为中枢机构，大学士几乎均为翰林出身（如解缙、杨荣、杨溥、张居正等），虽非翰林院正式官职，但与翰林院渊源极深。
明朝翰林院官员以科举进士为主体，层级分明，从学士、侍读/侍讲学士，到编修、检讨、庶吉士，构成了朝廷文官体系的核心储备力量。其职能不仅限于修史撰文，更承担着培养治国人才、参与中枢决策的重要作用，是明代“文官政治”的典型代表。
作为翰林院升迁速度最快的官员，半年多就从翰林编修升为翰林院二把手，陈远文对于自己的地位还有有很清楚的认知的，因此对于现任的掌员学士、侍读学士和侍讲学士，他是发自内心的尊重，而吴宽这些官员也从皇帝的举动里清晰感知到陈远文就是帝皇留给太子殿下，也就是下一任皇帝的人，所以在工作上，没有人刁难他，都是派了心腹手下认真带着他尽快熟悉工作。
吴宽自己年事已高，也有心给陈远文卖个好，他就把编撰《大明会典》的工作交给他主理后续的审核等工作。
《大明会典》由弘治十年（1497年），内阁大学士徐溥等奉敕开始编纂，以《诸司职掌》为基础，参考《大明律》《皇明祖训》等典章。弘治十五年（1502年）已经基本成书，共180卷，称为弘治《会典》，但未正式刊行，这个陈远文是知道的，他还知道这本书后面还重修了。
在嘉靖八年（1529年），霍韬等奉命续修，增补了弘治至嘉靖间的典制，于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完成，但因“条例多所更定”，仍未刊行，仅形成草本。
这本书真正定型是在万历年间。万历四年（1576年），张居正、申时行等主持重修，整合弘治、嘉靖两朝会典，并增补嘉靖至万历间的新制。万历十五年（1587年）由申时行等进呈，正式刊行，共228卷，称为万历《会典》，其内容涵盖明朝行政制度、职官设置、礼仪规范等，是研究明代典章制度的核心文献。这一版本成为后世流传最广、最为权威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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