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的北京，秋日头暖洋洋地照在帽儿胡同里的这片四合院区，陈默端着煎好的药走进东厢房，浓郁的药味立刻在屋里弥漫开来。
“奶奶，该喝药了。”
炕上半躺着的老太太艰难地睁开眼，蜡黄的脸上挤出一丝笑：“默啊，又到时辰了？”
陈默小心翼翼扶起奶奶，一勺一勺地喂药。老太太每咽一口都要喘好几下，枯瘦的手紧紧攥着孙子的衣角。
“这药...太贵了...”老太太突然别开头，不肯再喝，“昨儿个三大爷来说，你把他那本《金石录》给卖了？那是你爹留下的...”
陈默手一顿，药汁洒在褥子上，他连忙用袖子去擦：“奶奶，书是死的，人是活的。您的病不能再拖了，得换副贵点的药。”
老太太浑浊的眼睛里泛着泪光：“我这把老骨头不值当...你爹妈走得早，就留下这些书，那是他们的命啊...”
“您的命才是命。”陈默语气坚决，把最后几勺药喂完，“我再去抓几副药，您好好歇着。”
收拾好药碗，陈默走到外间。满屋子的书架上堆满了各种古籍，有些已经泛黄发脆。这些都是他父母——那对痴迷考古的学者留下的全部家当，听聋老太太说，他俩是搞考古的，去西北挖什么遗址，走了就再没回来。
他轻轻抚过书架，指尖沾了一层薄灰。三个月前，奶奶突然病重，医药费像无底洞，把他那点微薄的积蓄都掏空了。卖书是不得已，可每卖一本，都像在剜他的心头肉。
“不能再卖爹妈的心血了...”陈默喃喃自语，目光落在墙角一个上了锁的木箱上。那里装着父母生前最珍视的几本手稿，他曾发誓绝不轻易动它们。
可现实逼人。今天必须再去琉璃厂碰碰运气。
这四合院不大，拢共二十来口人，却比胡同口的菜市场还热闹。前院三大爷是小学教数学的，算盘珠子打得比谁都精，一分钱能在手里攥出火星子；后院许大茂是电影放映员，仗着能弄着紧俏电影票，见天儿跟傻柱掐架，俩人凑一块儿就跟乌眼鸡似的，不啄出点血不罢休；傻柱是后厨的厨子，人不坏就是嘴碎，嗓门大得能掀了房檐，可心热，见我家难，总偷偷给我塞块肉骨头。
我平时不爱掺和院里的事，不是装清高，是真没那精力。每天天不亮就得起来生煤炉，先给奶奶熬药，再去胡同口买豆浆油条，回来伺候奶奶洗漱吃饭，剩下的时间就蹲屋里翻那些旧书。爹妈留下的书装了整整两个樟木箱，线装的、平装的，还有些写满批注的手稿，我打小翻到大，里头的字认全了，可有些画着符号的页子，至今没琢磨透是什么意思。
这天早上，我刚把煤炉捅旺，火苗子“噌”地窜起来，映得炉边的铁皮水壶泛着光。就听见前院三大爷的声音飘过来，尖溜溜的跟掐着嗓子似的：“陈默啊，在家没？你那煤票还有富余不？我家小子这月贪嘴，多烧了两回开水，煤就不够了。”
我掀开门帘出去，三大爷正站在我家门槛外，手里攥着个空煤铲，蓝布褂子的袖口磨得发亮，眼镜片擦得能照见人，可那眼神却一个劲儿往我屋里瞟——他准是又惦记我家那些书了。前儿我还听见他跟二大妈嘀咕，说我爹妈搞考古的，保不齐书里夹着什么值钱玩意儿，想借两本“看看”，我没应。
“三大爷，我家煤也够戗，这月还得省着烧呢。”我往炉子里添了块煤，煤渣子“噼啪”响，“您要是实在急，要不问问傻柱？他单位发的煤票多。”
三大爷咂了咂嘴，没再提煤票的事，话头一转就往奶奶身上绕：“你奶奶今儿怎么样？我昨儿听傻柱说，夜里又咳嗽了半宿？要不要我给你找个偏方？我那远房侄女是中医，治咳嗽挺灵的。”
我心里咯噔一下——傻柱就是嘴碎，这点事全院都得知道。我勉强笑了笑：“谢谢您惦记，吃了药好多了。”
“那得好好养着，”三大爷搓了搓手，往前凑了两步，声音压得低了些，“你也别太熬着，实在不行，那些书……要不你挑几本不常用的，我帮你看看？说不定能换俩钱给你奶奶买点营养品。”
这话听着是关心，可我心里门儿清——他就是想占便宜。我正琢磨着怎么回绝，屋里忽然传来奶奶的咳嗽声，哑得像破锣，一声接着一声，听得人心里发紧。我赶紧转身往里走：“三大爷，我先伺候奶奶了，您慢走。”
进了屋，奶奶正挣扎着想坐起来，胸口起伏得厉害。我赶紧扶着她，把枕头垫得高些，又给她顺了顺背。她抓着我的手，手凉得像冰，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默儿，别听你三大爷的，那些书是你爹妈留下的念想，不能动。”
“我知道，奶奶，您别操心这个。”我拿过桌边的搪瓷缸，倒了点温水给她润嗓子，“我这就去给您熬药，喝完药再睡会儿。”
熬药的时候，我盯着炉子里的火苗发呆。药罐里飘出的中药味，苦得钻鼻子，混着煤烟味，成了我每天最熟悉的味道。大夫说奶奶这风湿性心脏病得手术，可那手术费要三百多块——我攒了大半年，才攒了不到五十块，连药钱都快撑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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