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小小的身影并肩走向那片空地，他们的身后，仿佛有一块无形的、等待被重新点亮的银幕。
这片银幕上，将要放映的不再是别人的故事，而是他们自己亲手写下的序章。
计划在第二天便如野草般疯长起来。
第一笔启动资金，来自陈景明。
他撬开床板，摸出那只生了锈的铁皮饼干盒，里面是他这几年所有的积蓄：两次数学竞赛的三十块奖金，帮人抄作业攒下的零钱，还有去年夏天跟着大人去山里割蜂巢、提炼蜂蜡卖给供销社换来的几张毛票。
他把所有皱巴巴的纸币和叮当作响的硬币倒在桌上，一张张抚平，小心翼翼地压在饼干盒底下，像是压上了一场豪赌的全部身家。
李娟的路径则更为“科学”。
她以“响应上级号召，开展课外科普活动”为名，写了一份长达三页的申请报告。
报告里，她用从《我们爱科学》上学来的词汇，将他们的计划包装成一个“探索无线电信号远距离传输可行性”的实验项目。
刘老师看完报告，沉默了半晌，只在申请“报废实验器材”那一栏重重画了个圈，批了两个字：同意。
第二天，李娟就名正言顺地从学校仓库里拖出了一大捆布满灰尘、外皮老化的旧电线。
王强的手段最为直接粗暴。
他盯上了村口供销社库房外那只早已报废、只剩空壳的大喇叭箱。
据他观察，里面的铜线圈还在。
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他揣着一把钳子，像只灵巧的狸猫，翻过半人高的院墙。
得手后，喇叭箱里残留的铜线被他一圈圈仔细地绕在胳膊上，沉甸甸的，像一副冰凉的镣铐，也像一枚胜利的勋章。
撤退时，他没留神踢倒了一个空酒瓶，惊醒了打盹的保安。
伴随着“抓贼啊”的怒吼，王强在田埂上狂奔了三条街，心脏狂跳，夜风灌满肺叶，那种夹杂着恐惧与刺激的快感，比打赢任何一场群架都来得猛烈。
他们像三只勤劳的蚂蚁，把搜罗来的“家当”全部搬到老张那间堆满杂物的电工房里。
老张蹲在一旁，默默抽着旱烟，看着孩子们把一堆破铜烂铁当成宝贝。
他一言不发，直到王强因为剥不开一根粗电缆的胶皮而急得满头大汗时，才终于站起身。
他从墙角一个积满灰尘的木箱里，拖出几根锈迹斑斑的金属杆。
“我那儿还有半套军用天线支架，”他用脚尖踢了踢地上的铁家伙，声音嘶哑，“是当年边防部队淘汰下来的，锈透了，但铁是好铁，能修。”
他吐出一口浓重的烟雾，浑浊的眼睛里映出三个孩子惊愕而狂喜的脸庞。
他顿了顿，仿佛在咀嚼着什么重要的字句，然后一字一顿地说道：“你们搞的不是电视，是条出路。”
这句话像一颗烧红的石子，投入少年们的心湖，激起滚烫的涟漪。
有了老张的技术支持，李娟那份天马行空的蓝图变得具体可行。
她用铅笔和尺子，在一张作业本上绘制出“陈家村第一届公共信号站”的草图：以村西头那个废弃多年的猪圈为控制室，在旁边最高的麦垛顶上架设主天线，再分出三路信号线，分别通向村里的祠堂、小学操场和打谷场。
她甚至在图纸的右下角，用娟秀的字迹特别标注了一行小字：“本站设备所有权归全体村民，日常管理委员会由五年级以上学生轮值担任。”
王强看着图纸上密密麻麻的线条和标记，一个头两个大，直挠后脑勺：“乖乖，这比我们约架划分地盘还复杂。”
陈景明却看懂了。
他指着那行小字，笑了，那笑容里有一种超乎年龄的释然和坚定：“不，这才是真正的‘替天行道’。我们不是要当占山为王的好汉，而是要让梁山泊的水，流到每一片干涸的田里。”
动工那天，是个闷热的午后。
三个孩子加上半个“总工程师”老张，在废弃的猪圈里忙得热火朝天。
就在他们为一个接头如何固定争论不休时，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门口，挡住了刺眼的阳光。
是刘老师。
他手里拿着一卷崭新的黑色绝缘胶带，和一本封面已经泛黄的《无线电基础》。
他没有一句责备，只是把东西轻轻放在一旁的石磨上。
“我年轻的时候，也想在村里办个广播站，让大伙儿都能听上评书。”他拍了拍陈景明瘦削的肩膀，目光扫过那张画着“替天行道”的图纸，眼神里是混杂着欣慰与感慨的复杂光芒。
“有些人，一辈子都在等别人开恩，等上面的政策，等城里的光照到自己身上。而你们——”他加重了语气，“已经开始学着，自己造自己的光了。”
这句话，像一颗钉子，深深地扎进了陈景明的心里。
它把所有模糊的、反叛的情绪，锻造成了一块坚硬的内核。
信号站建成的那个夜晚，星空璀璨。
消息像长了翅膀，飞遍了陈家村的每个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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