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文斌的声音在晨光熹微的办公室里显得格外刺耳,像一把生锈的锉刀,用力刮擦着已经紧绷的神经。
他不知道,这张他试图提前收紧的网,已经破了。
电话挂断的第二天,一辆黑色的奥迪A6悄无声息地驶入了梁山镇中学。
没有警笛,没有预先通知,车牌上一个醒目的“教”字,让刚打开校门的保安手足无措。
车门打开,下来三个面容严肃的中年男人,径直走向校长办公室,只留下一个简短的通报:“省教育厅督查组,例行工作。”
风暴以一种远超赵文斌预料的速度和方式降临。
接下来的两天,学校变成了一个密不透风的压力锅。
督查组没有大张旗鼓地查账或封存档案,他们只是约谈,从校长到一线教师,再到部分学生代表。
每一个被叫进临时办公室的人,出来时都脸色煞白,讳莫如深。
那封只有标题没有附件的“空城计”邮件,和那通打给省厅监察组的匿名电话,像两根看不见的探针,精准地刺入了这套僵化体系最敏感的神经。
王强拍下的照片从未被提交。
李娟深知,一张来路不明的孤证,在没有内应的情况下,只会被轻易定义为“伪造”和“诬告”。
他们要的不是一次性的定罪,而是一场足以撼动天平的恐慌。
赵文斌也被约谈了,整整三个小时。
没有人知道里面谈了什么,只知道他出来时,一贯挺直的背脊有了一丝肉眼可见的佝偻,梳得一丝不苟的头发也乱了。
尽管督查组最终因“直接证据链不足”,未能启动正式立案程序,但那句“希望县教育系统能正视舆论关切,举一反三,确保招生工作的公平公正”,像一记重锤,砸在了县招办负责人的心上。
压力,层层传导,最终变成了公告栏上一张薄薄的、却重若千钧的补增名单。
名单张贴的那天,整个初三年级都疯了,几百人像潮水一样涌向公告栏。
陈景明被人流挤在外面,他甚至不抱任何希望,只是麻木地站在那里,像在参加一场与自己无关的葬礼。
“狗剩!狗剩!有你!有你名字!”一个同学的声音像划破浓雾的尖叫。
陈景明猛地抬头,拼了命地往前挤。
人群散开一条缝,他终于看到了那张打印着宋体字的红头文件。
在“关于98届省重点高中保送推荐资格补充人选的公示”标题下,一排陌生的名字里,赫然夹着三个他们年级同学的名字。
而他的名字——陈景明,就挂在补充名单的最后一个,像惊涛骇浪里被抛上岸的最后一块浮木。
他死死盯着那三个字,眼眶瞬间滚烫,却流不出一滴泪。
赢了吗?
他不知道。
他只觉得浑身的力气都被抽干了,那场堵上一切的豪赌,换来的只是一个惊险的“末位入围”。
就在这时,赵文斌背着手,慢悠悠地踱了过来。
他站在人群外围,目光越过所有人的头顶,落在陈景明的脸上,嘴角挂着一丝冰冷的、胜利者般的嘲讽:“运气好罢了。有些人,就算侥幸上了船,也未必能站得稳。”
说完,他转过身,在一片敬畏的沉默中,施施然地离去。
没有人注意到,当他转身的一刹那,那只垂在身侧、藏在袖口里的手,正抑制不住地微微发抖。
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不是运气。
是一堵他经营了半辈子的墙,被几个他看不起的少年,用最原始的方式,敲出了一道永远无法弥合的裂缝。
风波并未就此平息。
李娟收到省重点高中录取通知书的当天,一封指名道姓的匿名举报信被送到了调查组手中,举报她“利用学生会干部职权,篡改个人素质教育档案,伪造社会实践成果,骗取保送资格”。
矛头直指她那份关于“周德海转变”的社会调查报告。
那个暗中出手的,是林小雨。
她自以为抓住了李娟的软肋——一个酒鬼的转变,听起来就像一个为了加分而编造的美丽故事。
调查组的老师在办公室约谈李娟,气氛严肃。
李娟没有丝毫慌乱,她平静地从书包里拿出一个文件夹,推到老师面前。
“老师,这是我当时做社会访谈的全部原始录音带,一共五盘。”她指着几盘用纸壳精心包装好的磁带。
“这是参与访谈的二十三位村民的签字确认书,他们都愿意为报告内容的真实性背书。”她又递过一沓按着红手印的纸。
“最后,这是孙主任亲自签批的项目备案单,报告的每一个步骤,都严格遵守了学校的社会实践项目管理规定。”
她站起身,目光清澈而坚定,直视着调查组的老师:“你们可以去查验这一切。但我更想请你们亲自去问问周德海大叔——那个曾经追着老师骂的酒鬼,现在是不是真的在每晚八点,准时出现在村里的晒谷场,给那群父母在外打工的孩子们,讲他从书上看来、却讲得磕磕巴巴的孙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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