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笔钱的真正用途,是组织一个由十位受影响家长组成的“白皮书”撰写小组。
她深谙体制的运作逻辑,在联名信的签名顺序上费尽心机。
她特意安排了两位在市直机关工作的公务员家长,以及一位在知名国企担任中层领导的家长,排在了签名的最前列。
她清楚,这封信能否被递进真正的决策层办公桌,看的不是内容的血泪,而是签名的分量。
拿到经费的第二天,她驱车前往林阿姨在城郊开办的那个“星火”托育点。
十几个被主流学校“劝退”或主动转学的孩子,正围坐在一张大桌子旁,用五颜六色的黏土捏着各种小玩意儿,没有排名,没有评分,只有林阿姨温和的鼓励。
墙上,一棵用牛皮纸糊成的巨大“成长树”几乎占满了整面墙。
上面没有奖状和证书,而是贴满了孩子们自己手绘的卡片,上面用稚嫩的笔迹写着:“今天,我会自己修自行车了”、“我能背二十四节气歌了”、“我给妈妈煮了一碗面条,她吃光了”。
李娟的眼眶有些湿润。
她拿出手机,将这棵树拍了下来,连同那些卡片的特写,一并附在了她连夜修订的白皮书里。
报告的标题,被她用红笔划掉,改成了更具冲击力的名字:
《当评价体系杀死可能性》。
夜深人静,陈景明再次点开了儿子的那幅涂鸦。
他凝视着屏幕,大脑深处那套无形的标签系统,再次剧烈地波动起来。
这一次,他看到的不再是模糊的命运线,而是更加清晰、更加残酷的“时间残影”。
一幕幕破碎的影像,像电压不稳的旧电影,在他眼前急速闪现:五岁的儿子,蹲在王强工地的角落,好奇地捡起一颗生锈的螺丝,嘴里哼着不成调的童谣,眼神清澈如水。
十五岁的少年,蜷缩在寄宿学校的床铺上,借着手机微弱的光,在屏幕上飞快地敲击着代码,他身后的墙上,贴着一张褪色的《麦田守望者》电影海报。
二十岁的青年,站在摩天大楼的天台上,风吹乱他凌乱的头发,城市璀璨的灯火在他眼中没有映出半点光亮,他手里死死攥着的,正是那张早已泛黄的、写着“F级”的测评报告……
每一次影像的闪回,耳畔那阵熟悉的、妹妹临终前的微弱呼吸声,就越发清晰,仿佛跨越二十年的时空,在他耳边低语着一个无法逃脱的宿命。
他猛然惊醒,浑身冷汗。
这些不是幻觉!
这是某种基于现实数据推演出的……未来可能的切片。
他冲到书桌前,抓起一支录音笔,对着它,用颤抖的声音记录下刚才看到的一切,以及每一次残影出现的时间、地点、和他当时的情绪状态。
他要像破解一段该死的代码一样,找出触发这一切的规律。
另一边,王强的行动更加直接、更加生猛。
他发动了村里所有能动弹的劳力,组成了一支奇特的“护学车队”。
车队由几辆破旧的农用三轮车、十几辆电动车,甚至还有一头挂着红绸子的老驴车组成,每天清晨和傍晚,义务接送那些被“流放”到托育点的孩子们。
他在村口那棵老槐树上,挂起了一条巨大的红色横幅,上面的字是用刷墙的刷子写的,歪歪扭扭,却掷地有声:“读书不是判刑,孩子不该被分级!”
这番景象引来了一家小媒体的记者。
面对镜头,王强没有丝毫胆怯,他指着旧粮仓屋顶上刚刚安装完毕、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的太阳能板,咧着嘴笑得格外灿烂:“城里人当垃圾淘汰的,我们这儿当宝。他们不要的人,我们收!他们不懂得教的,我们自己教!”
当晚,在工坊昏黄的灯光下,王强召集了所有“股东”,正式宣布将“播种者资料馆”注册为一家非营利性教育互助空间。
就在这时,李娟带来了好消息:那笔“家庭教育现状调研”试点基金,在高层领导的特批下,获准将一小部分延伸至“非户籍创新教育案例”,而王强的这个“土味”学堂,正好符合标准。
最终的对决,在一场由教育局牵头召开的闭门听证会上爆发。
葛兰芝准备充分,她站在台前,冷静地展示着一张张PPT图表。
“分级,是为了效率。”她沉声说道,“数据显示,过去三年,我们通过‘启明星’系统筛选出的A档学生,进入市重点初中的升学率达到了92.7%,这证明了我们的模式是科学且高效的……”
正当她准备切换到下一张图表时,会场的大屏幕突然一黑,随即又亮了起来。
但画面不再是她的PPT。
一个冰冷的、毫无感情的AI合成语音,通过会场的音响系统响彻全场:“警告。根据现有数据模型及社会压力指数交叉分析,贵校87%的A档学生,将在40岁之前,因过劳、心脑血管疾病及重度精神压力,面临极高的猝死风险。”
全场死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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