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四月三十日，许愿结束了最后一场由社里安排的、与《文艺报》评论家的“现实主义与科幻边界”的探讨，拖着比写完十万字还疲惫的身躯回到小屋。
桌上，叶冰如留下的一个牛皮纸文件袋安静地躺着，像一颗等待拆封的果实。封面上用毛笔工整地写着：北京市作家协会。许愿的心跳，在连日采访的喧嚣沉寂后，第一次有了不一样的节奏。
他拆开文件袋。里面是几份文件：
《北京市作家协会专业作家聘用通知书》：兹聘请许愿同志为我会专业作家（创作一级），聘期三年。
《北京市户籍迁移审批表》：在“迁入理由”一栏，赫然印着“特殊人才引进（文学创作）”，并盖着鲜红的市作协和市公安局的预审章。
《北京市作家协会专业作家工资待遇说明》：月基本工资：人民币玖拾捌圆整（98元），另按规定享受创作津贴、稿酬所得等。
九十八元。在这个年代，这绝对算得上体面且稳定的收入。更重要的是，后面附着的户籍迁移审批表，那上面盖着的红章，代表的是一种身份的根本性转变——从漂泊无根的“外省青年”，到拥有北京户口的“专业作家”。这张纸的分量，远非存折上那冰冷的四万元数字可比。它意味着扎根，意味着体制的接纳，意味着在这个庞大城市里真正拥有了一个被承认的位置。
敲门声响起。叶冰如端着个搪瓷缸子进来，茉莉花茶的香气立刻弥漫开。“怎么样？批下来了？”她一眼就看到了摊开的文件，脸上是毫不掩饰的喜色和如释重负。
“嗯，批了。”许愿点点头，将通知书和户籍表递给她看，“谢谢叶老师，您费心了。”
“费什么心！这是你应得的！”叶冰如仔细看着文件，手指抚过“创作一级”和“特殊人才引进”的字样，感慨万分，“《牧马人》是敲门砖，《三体》是金刚钻！小许啊，这一步，稳了！户口落下来，才算真正在这四九城扎下根了！以后就是吃国家粮、拿工资的人了！”她语气里的欣慰，如同看到自家孩子有了铁饭碗。
她指着户籍表：“事不宜迟，赶紧回老家把户口迁出来。这表上有期限的。社里给你开好了介绍信，路上用。买火车票、住招待所都方便。快去快回！”
许愿站在巨大的“北京站”三个字下，身影在喧嚣的人流中显得有些孤绝。他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色涤卡中山装，手里紧紧攥着一个半旧的军用挎包，包里除了几件换洗衣物，最深处，是那份承载着未来命运的《北京市户籍迁移审批表》和出版社介绍信。
然而，与这份文件同样沉甸甸压在心头的，是东北老家那个叫三块石的小村庄，以及村庄里两张面目模糊却又令他本能警惕的脸——他的亲生父亲许鹏，和后妈邹兰。
如今，他许愿要回去迁户口，斩断这最后的、法律上的联系。平静的表面下，许愿嗅到了潜在的风暴。邹兰的贪婪刻薄，徐鹏的懦弱愚昧，加上户口背后可能被他们臆想出的巨大利益（比如他们认为许愿在北京发了财，户口迁走他们就沾不上光了）……这对组合会做出什么下作事来阻拦？是撒泼打滚、胡搅蛮缠？还是煽动村民制造麻烦？甚至……更恶毒的手段？许愿不敢完全用理性去揣度人性的下限，尤其是在那个闭塞、贫穷、宗法观念残余甚重的小山村。他孤身一人回去，如同羊入虎口，风险太大。
安全感，必须建立在绝对的力量之上。存折上的四万多元，此刻不再仅仅是财富的象征，更是他构筑防线的资本。
想到此，转身离开北京站许愿没有去找叶冰如，而是通过出版社一位消息灵通的老编辑，辗转联系上了东城的几个退伍兵、一个个非常局气，很仗义而且跟老编辑有亲戚关系。许愿到了之后在对方一间烟雾缭绕、陈设简单的办公室里，许愿开门见山，提出了请求：希望有一支精干、可靠、能应对复杂局面甚至一定肢体冲突的队伍，护送他回东北老家办理户口迁移，时间约一周。
退伍兵是个四十多岁、脸上有道浅疤的精悍汉子，姓雷。他眯着眼打量着眼前这个文质彬彬、却目光沉静的年轻人，又看了看桌上那份盖着市作协和公安局红章的户籍审批表复印件，以及许愿带过来的老编辑写的信、同时用报纸包着的厚厚一沓人民币（保护费）。
“许同志，情况我了解了。”雷哥声音不高，带着金属般的质感，“乡下地方，宗族人多，泼妇刁民，确实麻烦。你放心，我的兄弟人，都是好手。退伍下来的侦察兵、体工队练摔跤散打的尖子，手上都有分寸，懂规矩，镇得住场子。”他吐出一个烟圈，“二十个人，够不够？清一色棒小伙儿，保证把你的事办得顺顺当当。”
“够。”许愿点头，语气没有丝毫犹豫，“每人每天工资按最高标准算，吃住行我全包。事成之后，每人额外再给五十块辛苦费。”他报出的数字，让见多识广的雷哥都挑了挑眉——这几乎相当于普通人几个月工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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