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白山深处的冬天，是可以杀人的。
这话不是夸张。一九七五年腊月，大雪封山已有十七日。我们这支木帮拢共二十三人，困在离林场指挥部七十多里地的老鸹岭营地里，守着两栋半埋在地窨子里的木刻楞，靠着入冬前囤的土豆、酸菜、冻肉和几袋粗粮熬日子。外面的雪深过腰，风一刮，雪粒子像刀子似的往脸上割，林子里偶尔传来“咔嚓”一声脆响——那是碗口粗的树枝被积雪压断的声音。
老把头姓赵，六十出头，脸上褶子深得像斧劈出来的。他是这营地的魂。每日天不亮，他就第一个起身，拨开地炉子里将熄未熄的炭火，添上几块劈好的松木柈子。等火苗舔上来，暖意混着松脂的焦香在屋里弥散开，他才走到门口，取下挂在门梁上的那个梆子。
那梆子年头久了，是整段老榆木掏空做的，原本的颜色早已被烟熏火燎和人手摩挲成了深褐色，油亮亮的。敲梆的木槌头包着层软鹿皮，敲起来声音又沉又远，穿透力极强。平日一天三响：头遍梆，起床、吃饭；二遍梆，出工、收工；三遍梆，熄灯、睡觉。规矩比铁还硬。除了报时，这梆子还有个老辈传下来的说法：能驱邪避祟。山林子里不干净的东西多，夜里梆子响过，那些玩意儿就不敢靠近营地。所以这梆子除了老把头，谁也不能碰，这是忌讳。
我是七四年秋天来的知青，叫陈卫国，在这些人里算个“学生崽子”。刚来时不懂规矩，有回收工早，看那梆子挂得有趣，伸手想摸摸，被旁边的炮仗叔一把攥住手腕，他脸色铁青：“作死啊？这玩意儿是你碰的？”后来才慢慢从别人嘴里听说些零碎：老把头年轻那会儿，见过血梆子。
“啥叫血梆子？”我问过炮仗叔。他原名李炮仗，因性子急、嗓门大得名。那晚他蹲在地炉边卷旱烟，火光映着他半边脸，另外半边藏在阴影里。“就是不该响的时候响了，声儿不对，像隔着层厚棉被敲，闷里带着锈味儿……那是催命的梆子。响了，三天内，必拖走一个。”
“拖走？被啥拖走？”
炮仗叔狠狠嘬了口烟，烟头红得像滴血：“不知道。看不见。就留下衣裳碎片，雪地里一滩血喷出去老远，像让啥大牲口撕了。可雪上，半个蹄印子都没有。”
我当时只当是吓唬新人的山林怪谈，没往心里去。直到腊月二十三，小年那天。
那天雪格外大，鹅毛片子似的往下砸，天灰得像口倒扣的铁锅。出不了工，大伙儿都窝在木刻楞里，有的补衣裳，有的磨斧子，有的扯闲篇。老把头坐在靠门的位置，眯着眼，用一块鹿皮慢慢擦拭那个梆子，擦得极其仔细，连边角缝隙都不放过。屋里吵吵嚷嚷，王豁牙——一个四十多岁、缺了颗门牙的汉子，正唾沫横飞讲他早年遇见过熊瞎子的惊险事。年轻的小山东听得眼睛发直。
一切如常，直到傍晚。
天擦黑时，风突然停了。停了风的林海雪原，静得吓人，是一种沉甸甸的、压在心口的死寂。连平时总在营地附近刨食的几只灰鸦都没了声响。我们正围着大锅吃炖菜，土豆酸菜混着几片肥肉，热腾腾的蒸汽糊在窗户上，结成厚厚的霜花。
突然——
“咚……”
一声闷响，从门外传来。
不是平日那种清脆、穿透的梆声。这声音发乌，发沉，像是从水底传上来，又像敲在一块浸透了血的烂木头上。尾音拖着，黏糊糊的，散不开。
屋里瞬间死寂。筷子停在半空，咀嚼的动作僵住。所有人的目光，齐刷刷射向门口。
梆子，正挂在那里，微微晃动。
老把头不在门口。他坐在我对面，手里还端着碗，脸在油灯的光晕里，一点点褪去血色，变得惨白如窗外的雪。他眼睛死死瞪着那梆子，嘴唇哆嗦着，却没发出声音。
“咚……”
第二声。
这回更清楚了。声音闷得让人心头发慌，而且……一股极淡、却绝不可能错认的铁锈腥气，混在炖菜的热气里，幽幽地钻进了鼻子。
“血……血梆子……”角落里，不知是谁牙关打颤，挤出这三个字。
“啪嗒！”小山东手里的碗掉了，菜汤洒了一地。没人顾得上骂他。
老把头猛地站起身，动作太急，带翻了身后的板凳。他冲到门口，一把摘下梆子，凑到鼻子前闻，又用手指反复摩挲梆身。他的手指抖得厉害。半晌，他转过身，目光缓缓扫过屋里每一张惊恐的脸。油灯的光将他佝偻的影子投在墙上，巨大而扭曲。
“都听见了。”老把头的声音干涩得像砂纸摩擦，“规矩，都晓得。从现在起，三天。”
“三天咋样？到底会咋样？”说话的是刘全福，营地里的壮劳力，胆子也大，此刻却白着脸。
“三天内，咱们中间，得走一个。”老把头说得极慢，每个字都像从牙缝里挤出来，“被‘那东西’拖进老林子。找不着尸首，只有碎布和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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