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唐工业区那永不间断的轰鸣，如同一头贪婪的巨兽，不仅吞噬着海量的煤炭与矿石，更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吞噬并重塑着涌入其中的“人”。
陈三狗，这个曾在澳洲“新金陵镇”的原始森林中挣扎求存的山东流民，如今正站在天津“永丰”机器制造局巨大厂房的入口处。与一年前那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的拓荒者形象判若两人，他如今穿着一身虽沾满油污却还算厚实的粗布工装，脸上有了些血色，只是眼神深处，那抹被艰辛生活刻下的麻木与疲惫，并未完全褪去，反而掺杂了几分对周遭庞杂钢铁与喧嚣环境的茫然。
他从澳洲被轮换回国，原本指望靠着那点微薄的赏银回乡买几亩薄田，却发现家乡的人地矛盾依旧，那点银子远不够安身立命。恰逢“昭武铁路公司”和各大官营工坊在北方各省大规模招募工人，管吃管住，还有现银工钱。走投无路之下，他和许多同样归国的士兵、流民一样，被这“工业心脏”的强大吸力，卷入了这片陌生的天地。
汽笛尖锐地嘶鸣，划破了清晨的薄雾，也宣告了一天十二个小时劳作的开始。陈三狗快步走向他所属的第三号车间——蒸汽机连杆加工区。巨大的厂房内，光线昏暗，全靠高处气窗外透入的天光和少数几盏昏暗的、冒着黑烟的煤油灯照明。空气中弥漫着金属切削液、煤灰和汗水的混合气味，浓烈得几乎令人窒息。
车间里，数十台大小不一的车床、铣床、钻床排列成行，由头顶纵横交错的传动轴和皮带驱动，发出震耳欲聋的集体轰鸣。工人们如同机器的一部分，守在各自的岗位上，重复着单调而繁重的动作。陈三狗的任务，是操作一台中型龙门刨床，负责将粗锻出来的蒸汽机连杆毛坯，加工到规定的尺寸和光洁度。
他必须全神贯注。沉重的铸铁工件需要用吊装设备小心翼翼地上台、固定，然后手动操控着刀架，在蒸汽动力驱动的工作台往复运动中，进行精确到毫厘的切削。飞溅的铁屑灼热而锋利，稍有不慎便会伤人。机油和冷却液让地面变得湿滑油腻。噪音巨大，工友之间近在咫尺也需要大声吼叫才能勉强听清。
最初的一个月，陈三狗几乎崩溃。震动的机床让他夜不能寐，手臂因长时间保持固定姿势而酸痛难忍，耳朵里永远回荡着那该死的轰鸣。但为了那每月二两五钱的工钱（这在乡下是想都不敢想的收入），以及工坊提供的、虽然拥挤肮脏但至少能遮风避雨的集体工棚，他咬牙坚持了下来。
在这里，他脱离了土地，脱离了宗族，成为了一个纯粹的、依靠出卖劳力换取货币工资的“工人”。他的生活节奏被工厂的汽笛严格分割，他的价值体现在每日完成的工件数量和精度上。他与来自天南地北的工友们挤在狭窄的工棚里，分享着有限的食物和信息，形成了一个基于共同处境而非血缘地缘的、脆弱而崭新的社会关系。
午休的汽笛声短暂地打断了轰鸣。工人们如同潮水般涌出车间，在厂区空地上或蹲或坐，掏出自带的杂面窝头或购买的价格低廉的工坊食堂饭菜，狼吞虎咽。陈三狗和几个相熟的工友围坐在一起。
“听说了吗？隔壁‘大华’纺纱厂，这个月又扣了女工半个时辰的工钱，说她们出的纱有瑕疵！”一个年轻工友压低声音说道，语气愤懑。
“哼，咱们这何尝不是？王老五前天被铁屑崩伤了眼睛，工头只给了两副草药，这个月的工钱怕是都要扣光给他治伤！”另一个年长些的叹气道。
“知足吧，好歹管住，工钱还能按时发。我老家表亲在山西一个小煤窑，那才叫一个黑……”陈三狗闷声说了一句，咬了一口硬邦邦的窝头。他们抱怨，却又带着一种奇异的忍耐，因为离开这里，他们不知还能去往何方。
这便是新兴的工人阶层缩影：他们获得了相对稳定的现金收入，脱离了靠天吃饭的农耕不确定性，但却付出了人身自由被工厂纪律严格约束、健康被恶劣工作环境损害、精神被异化劳动摧残的代价。他们集中在城市和工矿区，数量急剧膨胀，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躁动不安的社会力量。
他们的不满在积累。除了微薄的工钱、超长的工时、恶劣的环境，还有工头随心所欲的克扣与责罚，以及缺乏任何保障的伤病与养老问题。尽管朝廷颁布了《工坊管理暨劳工保护暂行条例》，规定了最低工时和基本安全要求，但在追逐利润的资方（无论是官营还是民营）和缺乏有效监管的执行层面面前，这些条文往往形同虚设。
与此同时，在工业区的另一端，情况则截然不同。在格物院直属的“精密仪器实验工坊”内，工作环境相对洁净明亮，噪音也小得多。这里的工匠和学徒，大多接受过初步的学堂教育或格物院培训，掌握着一定的专业技能。他们的工钱更高，工时相对固定，甚至有机会接触到最新的技术。他们是工人阶层中的“精英”，但同样面临着技术快速迭代带来的压力，以及对自身知识价值能否得到公平回报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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