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政司将告示贴出去不到半个月，收到的登记文书便堆满了三间签押房。
无地之民、少地之佃、无籍之匠，名字密密麻麻列在黄册上。这十二万人里，十五到四十五岁的壮丁占了两万有余。
他们是最好的劳力，也是最烫手的山芋。留在浙江，无田可种；放回家乡，无米下锅。
朱允熥与赵勉、夏元吉反复核算数日，终于拍了板，将这两万壮丁，全部送往北平。
徐辉祖正在营建新都，要人力，要工匠。户部能拨银子，但工部拨不出人手。这两万人送过去，既能吃上饭，也能干上活，两难自解。
朱高燧领了差事，带八十名讲武堂学员随船护送。
他不愿在朱棣手下做事，也不愿在徐辉祖手下做事。
朱允熥让他先跟着朱权干，等立下军功了再跟着高煦干，把他高兴得一跳三尺高。
启程那天，杭州湾码头上挤满了人。
两万壮丁鱼贯登船，每人背上一只粗布包裹，里头是几十张饼、几双草鞋、一张盖了布政司大印的雇工契书。
船队离岸，岸上有人喊了一声：“到了北平，托人捎个信回来！”
船上有人应了一声，被风刮散了。一片粗粗拉拉的嗓子，此起彼伏地喊着什么。
岸上的人踮着脚挥手，直到船帆变成运河尽头的一个白点。
消息传回城里，布政司衙门前立刻被挤破了门槛。无数贫民涌来，也想找一条活路。
钱端连夜增设了登记窗口，命书吏分门别类造册。种田的一册，做工的一册，有手艺的另造一册。
不过四五天工夫，又登记了工匠两千余人，铁匠、木匠、石匠、泥瓦匠，行当齐全。
朱允熥命钱端指派专人带队，将这两千工匠送往山西。
宋礼正在那边开矿烧窑，缺的就是熟手匠人。这批人送过去，连安置都省了。矿上现成的工棚，现成的灶台，来了就能上工，上了工就能领钱。
两批人送走之后，浙江民间的观望情绪彻底被打破了。原来太子说的是真的。原来朝廷真的给路引，真的安排活计，真的发工钱。
杭州城里，茶馆里聊的不再是“举人老爷怎么还不说话”，而是“你家老三领了通行证没有”。
叶嘉禾带着几个同乡，从宣平一路走到杭州，在布政司衙门前问：“我们几个想去南直做工，能不能领通行证？”
不到半个月，布政司便签发了数万张通行证。浙江人出了名的脑子活，能吃苦，手艺精，走到哪里都有人雇。
一时之间，浙江掀起了一股外出务工的热潮。人走了，田就空了，价自然就跌了。
嘉兴一亩上田，年初还能卖二十六两银子，到了七月中旬，十六两都无人问津。
湖州更惨，大片桑基鱼塘没人干活，田主四处募工，工价翻了个地涨。
绍兴的举人老爷们聚在酒楼雅间里，议论纷纷。
“这不是在清田，这是在要命。”
太子的屁股，整个坐在泥腿子那边！
窗外码头上，有人扯着嗓子喊:“去南直的船还有空位”，紧接着一阵杂沓的脚步声跑过去。
乡绅怨气与日俱增，可锦衣卫还在杭州，讲武堂军汉还驻在行辕里。
他们不敢乱动，只能咬牙忍着。可是忍一天，田价就跌一分；忍一月，佃户就走一批。
有人给京里同年写信，有人在祠堂里对着祖宗牌位长跪不起，有人打算离开浙江，去别处置业。
南京朝堂上，弹劾太子的奏章堆成了小山。
户科给事中措辞最尖锐，说浙江各府县夏粮秋税征收大乱。
工部给事中也跳了出来，说北平营建新都自有章法，太子忽然塞过去两万壮丁，名册对不上，工钱怎么发？
兵科给事中也写了条陈，说这些壮丁里头混了不少逃军逃户，户籍一废，往后逃军往哪儿查？
大把的奏章送进武英殿，又原封不动地退回了通政司。没有人知道皇帝在想什么。
天授九年八月初九，南京急递送入杭州行辕。朱允熥拆开看了，只有一句话:着太子即刻返京。
他把信纸折好，递给赵勉看了一眼。赵勉看完没有说话，只是苦笑着点了点头。
次日清晨，朱允熥登船离开杭州。码头上没有惊动任何人，只有钱端和陆清源两个人来送行。
三天后，朱允熥走进了武英殿。
殿里只有朱标一个人，他把一摞奏章往前推了推，“这些都是弹劾你的，根本看不完。锦衣卫传回来的消息，也说浙江够乱的。”
朱允熥答道:“浙江的确很乱，却是有活气的乱。人在往外边走，货在往外边流，田价在往下跌，工价在往上涨。穷人如果有饭吃了，怨气自然就消了。
从前朝廷一味求稳，求的却只不过是纸面上的稳。一个省七成人口没有地种，吃了上顿没下顿。父皇，您说这叫什么稳？这叫躺在火山口装睡！”
朱标挥挥手，“我说不过你，你先回去歇着，明日武英殿大朝会，有的是时间让你抖机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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