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和陆总初步讨论过，他愿意让我们试点。”昭阳说，“因为我们做的是创新业务，需要创新的人才制度来匹配。僵化的制度留不住鲜活的人才。”
她看着陈锐：“你不需要立刻决定。但我希望你知道，在这里，你的成长路径可以是你自己参与设计的，而不是被预设好的模板。这本身，也是一种价值。”
陈锐离开时，脚步明显轻快了。不是因为他决定了去留，而是因为他感到被尊重——不是作为“资源”，而是作为有完整需求的人。
周二，团队开始整理用户访谈的发现。那位退休哲学教授的话被反复讨论：“你们是在加速老人的数字化异化。当一切都变成APP、二维码、在线流程，那些无法适应的人就被排除在外了。这不是帮助，是淘汰。”
这话像一根刺，扎在每个人心里。连最乐观的安雅也开始怀疑：“我们是不是在好心办坏事？”
昭阳没有急于辩解。她组织了一次特别的“伦理工作坊”，邀请团队每个人分享自己最深的困惑。
小王说：“我访谈的那位奶奶，学了三周才学会发微信语音。她儿子说‘这么简单都不会’，那种挫败感让我很难受。”
老张提到技术伦理：“我们收集的数据，即使脱敏了，真的安全吗？如果被滥用怎么办？”
安雅担忧规模化问题：“如果未来我们的服务收费，会不会把最需要帮助的贫困老人排除在外？”
这些不是可以简单回答的问题，而是需要持续思考的伦理困境。昭阳意识到，团队需要的不是“标准答案”，而是共同思考的框架和原则。
于是，她带领团队共同起草了一份《项目伦理宪章》，不是上级颁布的规定，而是团队每个人的承诺：
第一条：尊重自主——老人有权选择不数字化，我们将提供替代方案。
第二条：最小干预——技术是工具，不是目的；帮助老人保持独立性，而非依赖技术。
第三条：普惠设计——考虑不同经济条件、教育背景、身体状况老人的可及性。
第四条：透明知情——清楚告知数据用途，老人及其家人有权随时退出。
第五条：持续反思——每季度回顾伦理实践，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这份宪章打印出来，贴在会议室墙上，每个人都在上面签了名。它不是法律文件，却是团队的道德指南针——在迷茫时，可以回到这些基本原则寻找方向。
李婷看着宪章，轻声说：“我现在觉得，我们做的真的是对的事了。”
“不是因为有了答案，”昭阳说，“而是因为我们愿意一直追问问题。”
周三下午，昭阳接到母亲的电话。检查结果出来了：肺部有个小结节，需要进一步穿刺活检确定性质。
这个消息像一块石头投入她平静的心湖。她感到熟悉的恐惧升起——对失去的恐惧，对未知的恐惧。但她没有让恐惧掌控自己。她闭上眼睛，做了三次深呼吸，感受恐惧在身体里的位置：胃部发紧，喉咙发干。
然后她给林峰打电话，平静地说明情况，商量接下来怎么办。给朵朵的老师发信息，请她这几天多关注孩子的情绪。最后，她重新安排工作日程，把紧急事项委托给安雅和老张。
做完这些，她站在办公室窗前，看着外面渐渐暗下来的天色。四十多岁，上有老下有小，自己身体也开始出现小毛病——这是她这代人的共同处境。以前，她会觉得这是负担，是不得不承受的重担。但现在，她看到了另一面：这是连接，是责任，也是让生命变得丰厚的土壤。
她想起自己制定的“家庭照护假”制度。现在，轮到她自己需要了。
第二天晨会，昭阳坦诚地告诉团队：“我母亲需要做一个医疗检查，接下来几天我可能需要灵活工作时间。重要事项我已经委托给安雅和老张。我们的工作按计划进行，只是我需要一些空间。”
没有掩饰，没有硬撑，只是平静地陈述事实。而团队的回应让她温暖：
安雅立刻说：“阳姐你全心照顾阿姨，工作交给我们。”
老张补充：“正好让年轻人多锻炼锻炼，李婷可以试着主持几次会议。”
陈锐主动提出：“我这周可以加班，把用户研究报告提前完成。”
李婷小声说：“阳姐，如果需要陪诊，我可以请假陪你妈妈去。我有经验……”
昭阳感到眼眶发热。她制定的制度——那些关于支持、关于人性化、关于团队互助的规则——现在正以最自然的方式回馈给她自己。制度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活生生的、充满温度的支持网络。
“谢谢大家。”她微笑，“我们就按这个节奏继续。另外，我提议增加一条团队规则：健康第一。包括身体和心理健康。如果任何人感到过度疲惫或压力过大，有责任说出来，团队一起调整。”
所有人都点头。这不是硬性规定，而是共同认可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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